刘绍刚 | 《昆仑刻石》献疑

《绛帖》本《泰山秦篆谱》

一，行气。自西周《大盂鼎》开始，青铜器铭文就有了横竖行气的出现，《史墙盘》的最末一行因文字较多，不得已破除了横行气的约束。泰山刻石与石鼓文、商鞅方升一样，有明显的行距、字距，也就是启功先生《古代字体论稿》中所说的“竖行气”与“横行气”，而“昆仑刻石”与各类秦刻石不一样，明显没有行气，且字的大小极不自然，且不合理。或有人会以秦诏版中有不按行气写法作为昆仑刻石行气杂乱的依据，然而秦诏版虽有字大小不均，但依然能让人感觉到行气的存在。比秦诏版年代更早的秦骃玉版虽与秦诏版一样，略显杂乱，但书写自然，也有明显的“竖行气”。我们再看一看“昆仑刻石”，“将方支（伎）”三字中，“将”字最大，而“支”字明显脱离了行气偏左。后一行“采”字依然较大，而“乐”又变小、偏向左边，且与“采”字失去了行气联系。在秦汉时期，铭石书是行距、字距分明的，只有在铜器上的刻辞会有较随意的行款。但即使是秦诏版一类刻款，也隐隐有竖行气的章法。遍观秦汉刻石，及铜器刻辞，绝无此类凌乱不堪的章法存在。

二，字的疏密大小。秦刻石是典型的小篆，其特征是用笔圆转，“刻意将文字布陈在等大的矩形方格中”（林进忠《青川木牍的秦篆形体析论》，载《青川郝家坪战国墓木牍考古发现于研究》第387页，巴蜀书社2018年）篆书的大小、长短比例基本一致，是秦刻石的基本形式。只有在秦诏版中，才有字的大小、疏密变化。昆仑刻石与秦纪功刻石不同，倒是与秦诏版的形制有某些相像。但与秦诏版相比，不协调之处比比皆是。首行“皇帝”二字，“帝”字与上面的“皇”字相比显得太小，从左边的“五”字及再左行残掉的“翳”看，其下方的石头原来应有刻字的位置，却将“帝”字刻的如此狭小，与“皇”字明显不协调。这是首行，又是“皇帝”二字，怎么会写的如此局促？再如“采樂”二字，“采”字够大，而笔画更多的“樂”字却显得非常小。采字所从的木，上面是一个仰笔的弧形，而下面樂字所从的木，则有方中带圆的笔意，同样的部首写法如此不协调，也是书刻者对这一时期文字书法没有能熟练掌握的表现。我们看秦诏版，确实也有字的大小不均的现象，但多是笔画较多的字较大，绝无如《昆仑刻石》字的疏密不均、大小不协调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