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吕品昌 | “景德镇国际陶艺双年展”为全球陶瓷对话搭建了文明互鉴的范式之桥

吕品昌，陶瓷“造山运动”的发起者，与他的对话，远不止于一个展览的诞生，直指时代最迫切的叩问：

一个陶瓷大国，如何在当代语境中重构核心文化符号的国际话语权？

“景德镇国际陶艺双年展”正是这场使命的核心支点。它既是“请进来”的国际交流舞台，更承载着建构中国当代陶瓷美学方向、理论框架与价值标准的深层诉求。从“创作者”到“引领者”，这群亲历改革开放的陶艺家，以集体自觉推动中国陶瓷文化建设，让陶瓷成为当代中国精神的重要表达载体。

在民族文化复兴的宏大叙事中，“双年展”是传统活化的平台、学术引领的引擎，更是中国与世界陶瓷对话的文化纽带。这场以瓷为媒的“造山运动”，正为世界构建可持续、富生命力的文化范式，让中国陶瓷文化以当代、学术、国际化的语汇，赢得世界的倾听与敬重。

对话吕品昌

采访者：于伶娜

受访艺术家：吕品昌

于伶娜：作为一位长期深耕于陶瓷艺术领域的学者与艺术家，你已在中央美术学院拥有令人尊敬的地位与影响力。2020年，为什么会选择离开央美，来到景德镇陶瓷大学主持行政工作，并发起首届“景德镇国际陶艺双年展”？从一位成就斐然的雕塑家，到为中国陶瓷“立言”的“造山运动”的发起者，这背后是否存在某种更强烈的使命感？你作出这一选择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

吕品昌：这确实是一个需要勇气和自我说服的决定。近花甲之年的我，已经是很多人看来准备赋闲退休、享受安逸生活的年纪，恰在此时江西省组来央美商调人才，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先生同我谈话并对我说：人生短暂，若能在拥有一定资源和话语权时，实现一些事业上未尽的理想，为社会多做一点贡献，便是在“大我”和“小我”之间做出了更有意义的选择。他的话对我内心触动很大，最终，在安逸稳定的现有生活和追求更大社会价值之间，我选择了后者。

之前我一直有一丝的困惑和遗憾，明明还有两年就可享受退休生活了，为什么我总感觉人生还缺失些什么？我清楚这种缺失，并不是从个人角度生发的，而是针对我所热爱的艺术事业。

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的25年，让我打开了视野，见证和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国际、国内学术活动，也观察到中国陶瓷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位置与落差。中国是陶瓷大国，有着最辉煌的历史和最丰厚的资源。但我却看到，我们的艺术家要远赴海外去争取和参与更多国际展览活动。为什么在我们的土地上，没有一个能吸引世界前来交流的、持续性或者说由我们制订规则的学术平台？这种文化上的不甘心早已埋在心里，只是需要外力推动来确认这个冒险决定的合理性。我意识到，如果能拥有机会和资源，或许能尝试改变这个局面，搭建起那个应该有但仍然缺失的舞台，这成为了我内心一个强烈的动力。

于伶娜：我想这种驱动力与你们这代人对中国文化建设的情怀密切相关，60后一代，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现当代陶瓷文化建设的关键40年，舞台的缺失、话语权的缺失，让这一代艺术家有着深刻的使命感和集体自觉，“景德镇国际陶艺双年展”就是你在有能力改变时，作出的回应？

吕品昌：是的，这不是个人层面的喜好或抱负，而是一种肩负历史责任的集体自觉，也是一种陶瓷文化情怀的落地。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陶瓷行业数十年的沉浮与变迁，内心有一种“不甘心”——不甘心只做场上的“运动员”，永远按照既有的规则和话语体系去参与；我们渴望也能成为“建设者”甚至“规则制定者”，为中国陶瓷在当代世界文化版图中，争取应有的评价权和话语权。这是一种融汇了家国情怀、行业使命与陶瓷文化复兴理想的深层情感。

作为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历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们拥有一个独特的“四十年观察视角”。我们不仅埋头创作，更成为这段宏大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和思考者。我们观察到，中国陶瓷在产能、技艺和历史资源上是“富有的”，但在当代文化表达和国际学术话语权上，却常常是“失语的”。

现在，正是基于这种长期的观察与反思，我们认为到了必须“发出自己声音”的时候——即从过去的“被动参与”转向“主动建构”，去梳理、阐释并建立一套属于中国当代陶瓷的、能与世界对话的新话语体系和文化叙事。

于伶娜：那么，我们探讨当代陶瓷文化建设的根本立足点和更高目标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