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的一个周末,在清华园的工作室里,我把学生召集起来,着手进行56个民族的资料搜集。半年的时间,我面对海量的文本、图片和影像,在一次次的交流和一稿稿的修改中,渐渐勾画出了作品的轮廓。如果说以前的创作是我在无意间做出了一种文化上的选择,这组作品则是我这些年思索的集中体现。我给作品取名为《礼聚中华·天下大同》,每个民族用一男一女,一阴一阳来表现,人物的姿态似舞蹈又似祭礼,他们所散发出的热烈奔放的浓郁生活气息,是这个时代文化脉动的最好载体。在创作的过程中,我始终怀着一种虔诚的心理和严肃的态度,尽量在一个大框架里去挖掘每个民族的独特性与自在性。诚然,作为一种艺术形式雕塑有它的局限性,但正因为这种局限才赋予了作品“高贵的单纯和伟大的静穆”,让作品更加纯粹与朴实,更加接近民族精神的内核。
透过作品我想传达这样几点观念和认识:
首先是“礼”。中国的礼仪文化源远流长,这是国人与生俱来的生活方式。礼是对一个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历史、语言、文字、地域、地貌等客观存在的抽象反映。任何一个部族,都有自身独特的礼仪习俗与规范要求。历史的积淀让这样一种源出于祭神祈福和祖先崇拜的仪式成为国人分辨是非善恶、长幼尊卑的道德标尺与伦理准则。在雕塑中,我用服饰、器物和姿态来展现礼的精神,这些丰富的、生动的、具体的内容也正是礼的物化与凝结。礼文化的本质是“和”,中国人内仁外礼,这种中正与和谐正是我想要传递的内容之一。

其次是“天下观”。“天下观”是中华文化特有世界观,它是中国人理解世事万物的基础。我们常说“四海一家”“以天下观天下”,这种“认同”和“认异”的包容性是中华文化超越其他族群文明的重要特征。近代在与西方文明的博弈中,我们在社会形态上落了下风,但是在追赶的过程中,我们文化上高级的、多元的、复合的观念优势越来越明显。人类学宗师李济先生说:“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今天我们与国际社会的差异正在日益缩小,国家和民族正在向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复归,在这种既闳放又内敛,既刚毅又柔韧的精神指引下,我们的认识会更加深远,我们的发展会更加美好。


第三是民族精神。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是个多民族的大家庭,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当时自报登记的民族有400多个,到后来才慢慢梳理归源成为56个民族实体。各民族聚合、交融所凝结出的并非1+1=2这么简单,这是个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让中华民族四个字成为了更高层次的精神象征。这种精神体现在尊贤敬老、重友睦邻,体现在闳放豁达、虚怀若谷,体现在与时俱进、博采众长,体现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体现在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体现在每个人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这便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