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主讲，北大书画研究会专题书法教学讲座“临写羲献经典——临二王《集王圣教序》《洛神赋十三行》”在京举行

一、北大百年书法当传承沈尹默“书法研究会”教学原则

1917年，胡适受聘于北京大学任教。他率先对中国传统上长达五千年的历史体系提出疑古，将其重新考证并“腰斩”为约三千年。此举在学术界引发了巨大震动。随后，他提出了“打孔家店”，还进一步倡导“全盘西化”的主张，这些激进而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界持续发酵，使得“全盘西化”的论调一度成为思想界讨论的焦点，全盘西化流毒甚广。

尽管在这种全盘西化思潮下，民国的知识分子的书法还是颇有功底的。其代表人物为于右任和沈尹默诸先生。沈先生是1917年蔡元培任命的北大书画研究会的负责人。沈尹默先生的书法不仅深刻影响了北京大学的文化氛围与学术传统，更在中国书法现代发展的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北大任教期间，他通过教学、创作与理论探索，将传统书法的精髓融入现代教育体系，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学科化与学术化进程。同时，沈尹默在笔法研究、字体规范与美学阐释等方面的贡献，为中国书法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支撑，其艺术理念与书法实践尽管时有人恶意攻击，但至今对书法界产生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新时期以来，北大先后成立了北大书画协会（1979年成立），北大书画研究会（1994年成立），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2003年成立）三个重要单位。北大书画研究会和北大书法研究所的前身是百年前的蔡元培沈尹默成立的“北大书法研究会”。北大书画研究会和北大书法所要坚定不移地扛出沈尹默书法文化这杆大旗，秉承沈先生的书法精神，对书法文化进行研究，纠正时下书法界的歪风。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2004年初一个衡姓江苏人进北大听了一个不知名讲座，就下车伊始以偏概全写了一篇对北大书法的攻讦文字——《北大离书法有多远》。记得当时同样为江苏人的金开诚教授看见这篇东西拍桌斥道：真无知无畏！我想说，如果是善意的批评建议，我们欣然接受。如果是恶意的攻击，我们断然拒绝。我当即做出回应，发表《北大离书法并不远》，强调北大书法的文化立场与学术深度一叶障目是看不见的，肆意恶评也是撼不动的。

从事理论研究或审美批评，一个基本的前提和常识是孟子所说的“知人论世”，即不仅要了解作者或作者群体的整体作品价值，更要深入探究创作者们的生平、思想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文化语境。若脱离这些文脉基础，仅凭一己之见或一次片面印象便对研究对象甚至自己不懂的大学教学指手画脚，难免会陷入主观臆断的误区，甚至闹出“无知无畏”的笑话。北大书法的深厚积淀，源自蔡元培、沈尹默等先贤奠定的学术根基，承载着百年的文化传承与学术探索，其文化立场与学术深度，绝非浮光掠影的外部揣度或别有用心的妖魔化所能动摇。

大致上说，这类论点失误有三：其一，无视历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面否定北大自沈尹默以来的深厚书学积淀，以及北大多个书法协会专家们对书法研究书法教育学科化的贡献；其二，混淆概念：将书法技法等同于书法全部，无视书法学术研究和书法美育的重要性，全面抹杀北大百年书法理论研究、文化阐释与学科建设的历史真相；其三，以偏概全：将个别师生的书写水平等同于北大整体书法传统与学术能力，无视当今北大季羡林、张中行、吴小如、金开诚、袁行霈、李志敏、罗荣渠、杨辛、张振国等教授在书法文化、书法美学、书法教育、书法传播方面的重要贡献，同样无视北大师生中，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近百人，中书协理事近10人的事实。

我个人认为，学者而非写字匠处在书法界重要地位，是中国文化复苏和书法文化自信力提升的标志。当代的文人书法，从沈尹默、于右任、林散之到季羡林、姚奠中、张中行、金开诚、袁行霈、李志敏等，无一不是大学问家。学者进入书法界，把文化感悟、审美逻辑、清明理性，乃至大的跨国文化背景搁到书家前面。反过来，书法文化也让学者群体体会到艺术感受。书法失去了学者，失去了广大的高校，失去了宽广的文化，必然没落。

在一个积极推进书法职业化的时代，我想说：中国书法史上很少有“职业书法”家，就连“三大行书”的创作者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都不是职业书法家，而是将军、大臣、文豪。在中国古代书法家最优秀的人文群体中，体现的是文字与书法、国学与书法、自然与书法、古琴与书法、书法与人格、书法与精神世界的极其复杂的关系，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会有“大气盘旋、不可端倪”的惊世骇俗，才会有“孤蓬自振，惊沙坐飞”的勃勃生命力！只有在书法中写出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对家国情怀的铭心刻骨，才能从小小素笺中感受到方寸之间的寻丈之势。

我们不欣赏一些人练书法不临经典“法书”，而是去练当代书家的字，甚至练自己书法师傅的字。忘记了书法的要义是“以手指月”——学生通过老师的手指（现象）去看到月亮（经典之本体），而不是去看老师的手指。在这里，月亮就是传统历代的法书及书法经典，描摹得越像老师而离书法经典越远。取法乎下，得其下下。我们都应该对文字和书法心怀敬意，倍加珍惜，远离伪劣书法和心造幻影书法，创作出具有鲜明个性审美和经得起历史文化仲裁的真正书法！

我们要以北大书法发展历程为据，批判历史上的文化虚无主义倾向，强调书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倡导坚守经典、正本清源。身为北大人，要有文化担当，书法不仅是爱好，更要写好传好经典。北大书画研究会要名正言顺，重视“研究”二字，深钻书法经典，彰显文化正脉。

二、临《集王圣教序》的重要意义和临写要求

王岳川教授临《集王羲之圣教序》

在阐释王羲之《集王圣教序》和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避讳问题要请教大家。在一个避讳很严重的时代，为什么王羲之和王羲之的7个儿子都是王什么之？长子王玄之，字伯远；次子王凝之，字叔平；三子王涣之；四子王肃之，字幼恭；五子王徽之，字子猷；六子王操之，字子重；七子王献之，字子敬。这七个儿子的名字无一例外地都带有“之”字，这种现象在重视避讳的古代社会显得尤为特殊。不仅如此，王羲之家族中至少有72人名字中有“之”字：王羲之一辈（第四代）有12人，包括王羲之本人及其堂兄弟王籍之、王颐之、王建之、王闽之、王胡之、王耆之、王彭之、王彪之、王兴之、王翘之、王宴之、王崐之等；子侄辈（第五代）有22人；孙辈（第六代）有12人；曾孙辈（第七代）有13人；玄孙辈（第八代）有9人；五世孙辈（第九代）有4人。

民国时期有一位北大人认为“之”就是一虚词，可以解释为“的”。比如“之”字在胡适名字“适之”中，他认为仅起到语助词的作用。事实上，这个字还不能轻易随便解释，它背后有非常深厚的国学内容。南北朝天文学家祖冲之，其祖父是祖台之。南北朝时期道教代表人物寇谦之，其父名为寇修之。说明什么？陈寅恪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在考察寇谦之家族时认为，在天师道信徒以“之”字为名者甚多，“之”在名中代表其宗教信仰，与佛教的“昙”、“法”相类。换言之，“之”就是一种身份符号，代表着一种道家信仰。所以，王羲之与王献之，以及王家其他的那些“之”们，其实都是因为他们是道教徒的关系。

言归正传。上次《集王圣教序·心经》临帖教学的情况很好，大家获益甚多。《圣教序》全文1904字，分三部分，含唐太宗序文、高宗李治记和玄奘所译《心经》。怀仁经24年收集拼凑、苦心经营成此碑。其美学特点是：一，字体众多，从王羲之在唐朝能收集到的上千幅真迹中选字集字，汇集了羲之楷、行、草诸体，搭配组合、动静结合，精雅飘逸、相映成趣。二，灵变甚多，笔法丰富，楷、行、草、隶、篆皆用；结字新颖，平中见奇、灵动多姿；重复字及偏旁部首有变化。三，与王羲之诸帖笔笔神似、字字形肖，几无二致，为历代书法家所重视，可以说王羲之的真迹多赖此碑以传。

《集王羲之圣教序•心经》拓片

书法史上“集字”始于怀仁。临写《集王圣教序》利于由楷入行及行书学习深化，有几个用笔特点需要注意：其一，内擫用笔，精敛约束，转折多顿折少使转。结实有力，粗笔下骨力，细笔少轻浮。细心读帖，加强指腕功夫；其二，笔势呼应，字形多纵，结字取势切记不可太方正，使字与字、行与行姿态欹正，虽字形欹侧但重心未失。整体上看，横向点画和牵丝映带多趋向右上方，细节处理使字端庄平稳又有个性变化，点画活泼，字字有灵气。其三，书写全幅气息贯连，点画势尽处收力，虽笔画外相中断但气息贯通，全幅浑然一体。

练习《圣教序》的益处在于，当你用心精细临摹这近两千字的碑帖时，就如同步入王羲之留存于世的上千幅书法原作之中，尽情挥洒笔墨，沉浸式地体验其笔法精髓。同时，这一作品集唐太宗李世民亲自撰序、高宗李治作记，并收录玄奘大师所译《心经》，三者共同构筑起“三圣”汇聚的宏大景观，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与历史价值，更有助于涵养浩然正气、涤除心中杂念与躁气之效。当今社会艺术界书法界一些不良风气在侵蚀人们的灵魂，让部分从业人员内心变得污浊。玄奘法师感念帝王护持佛教，把自己翻译的《心经》附于文后。这篇经文只有两百多字，随时翻开都如同与圣贤对话，而非与追名逐利、空谈理论的人交流。因此，在临写《集王圣教序》的过程中，这种“静心修学，专注书法”的态度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不能仅仅将其视为一种技法的训练，更应将其看作是一场心灵的修行。面对碑帖中王羲之那精妙绝伦的点画与结构，我们需要沉下心来，一笔一划地仔细揣摩，感受笔锋的提按顿挫，领悟墨色的枯湿浓淡。这种专注，能让我们暂时忘却外界的喧嚣与浮躁，摆脱那些不良风气的干扰，使内心回归纯净与宁静。当我们的心思完全沉浸在对经典的临摹与体悟中时，便是在与先贤进行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学习他们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与高尚品格，从而在潜移默化中提升自身的艺术修养与人格境界，真正做到以书养性，以艺正心。

王岳川教授示范临写《圣教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