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其实，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也有几起几落的过程。中国书法史上，曾经出现了“小王胜大王”的奇观——由晋末至梁代的一个半世纪，王献之的影响超过了王羲之。梁书画家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将四贤并称。而宋齐之间将王献之推上了中国书法最高地位，声誉压倒其父羲之。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龢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王羲之书名在当时名倾一朝，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则居于王献之之后。
梁武帝萧衍扭转这种尊小王贬大王的局面，率先推崇王羲之，认为“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搜集过二王书法作品达一万五千纸以上。萧衍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说：“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这一品评几成定评。
到了唐代，唐太宗褒羲而贬献，书法史才重新将王羲之推倒书圣的位置。唐太宗《王羲之传论》对王献之的草书评价不高：“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枿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欤”!唐太宗对王献之瘦硬通神的大草不与佳评，因为，这位皇帝注重“文质彬彬”的中庸之美，故而对献之的充满张力和视觉冲击力的大草，颇不以为然。
平心而论，羲献父子，在中国书法史上皆达到极高的境界，在笔法和美学风格上各有千秋——羲以真行为最，献则以行草为能。酷爱王羲之书法的唐太宗，不仅全力收罗王书两千余件，又让释怀仁集王字集成自己所撰的《圣教序》，并让初唐书法名家临摹《兰亭序》，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认为右军“尽善尽美”。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
宋太宗赵光义醉心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命侍书王著摹刻于枣木板上为《淳化阁帖》，帖中有一半是羲献的作品。宋仁宗、宋高宗、康熙、乾隆等历代皇帝都以王羲之书法为中国书法正宗。由于对书法创新的巨大贡献，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被誉为“二王”，变古趋今，独步书坛。以“二王”为代表的晋代书法，代表了中国书法的觉醒和书法个性的空前张扬，从而超越汉魏书法，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并峙的双峰。
明末清初王铎从十三岁开始学书临帖，十五岁临习王羲之的《圣教序》。王铎认为：“书不师古，便落野俗一路”，“书不宗晋、必入野道”。王铎以前，就有人说写字要“寻古人写过样子”，“不学古法者，无稽之谈也”，“宰我称仲尼贤于尧舜，余则谓逸少兼乎钟张，大统斯垂，万世不易。”王铎书法摹拟古代经典主要是张芝钟繇二王的字，坚持不离古也不泥古，要能“拓而为大”。在目前所见到的王铎传世的五百多件的书迹中，有两百多件是临摹作品，几乎占一半，可见临摹经典在王铎书法生涯中所占的重要比重，以及吸收经典书法对王铎书法的成功难以估量的意义。正是因为王铎精临二王，才创造性地发展了王羲之王献之草书，尤其是献之的“一笔书”“连绵草”。王铎出神入化的高超技巧使得线条在他的笔下纵横盘桓，左右冲突，上下连绵，提按交错，纵放有度，将狂草境界推向了新的高峰。
在当代书法创作中，人们应迷途知返，坚定地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在二王书风的优美和壮美中，感悟经典永恒的魅力！
三、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临写文化背景和美学特征
《洛神赋十三行》
接下来，我们结合书史与文脉，深入解析王献之书法艺术突破。我认为，学书法应从二王楷书入手，王羲之小楷《乐毅论》王献之小楷《洛神赋十三行》是核心经典。尤其是《洛神赋十三行》是楷书成熟的标志性作品。钟繇被称为楷书开山祖师，但他的字仍有隶书笔意，笔画扁、内收敛。王献之彻底摆脱隶书笔法，把横势变为纵势，长横、长竖、长撇、长捺舒展开张，结体宽博，字的大小自然错落。王献之彻底从隶到楷转型的小楷模式中跳脱出来，其楷书笔法不再带有隶意，笔意外拓开张，变横势为纵势，字形纵向舒展、结体宽博经典，形成独具一格完全成熟的小楷范式。
《洛神赋玉版十三行》原石
王献之人称“王大令”。在东晋王氏家族中，精通书法者众多，可谓父子相传，兄弟切磋，众人勤学，互相传袭，这在中国书法史上不仅表征出书法自觉时代，而且也呈现出群星灿烂的文化时代。献之43岁英年早逝，但书名与父亲齐名而并称“二王”，又同张芝、钟繇、王羲之合称为书中“四贤”。王羲之对献之期望很大，要求很严，亲自写《乐毅论》作为献之练字的范本，并积一生之书法艺术创作经验亲授爱子，以开启悟性并弘扬家学。王献之不负父望，才气英发，在父亲的教诲下书艺大进。
王岳川教授临王羲之《乐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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