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勃丨走出圈层范畴——新大众文艺浪潮与中国美术体系的当代建构

引言

围绕“新大众文艺”的讨论之所以迅速扩散，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并不是某个单一门类内部的术语更新。更实质的变化，是文艺生产的主体结构、渠道结构与评价结构正在同步发生位移。“新传媒时代到来，新大众文艺兴起”（《延河》2024年第7期）。

新传媒指的是数字媒介及相应的网络平台，而新大众直接涉及创作与消费领域中的主体性，由此还涉及到公共性问题，“位移”与“破界”不断发生，构成种种“体系压力”。当平台化传播改变可见性分配机制，当生成式AI降低某些劳动门槛并重写创作流程，当公众参与从观看延伸到生产、传播与评价的连续链条时，美术不可能仅凭既有圈层规则或单一市场尺度来维持自身秩序。因此，所谓“体系构建”不宜被理解为风格门类的罗列，而应指向由价值阐释、生产机制、传播展示、评价方式与治理工具共同构成的运行结构。这些环节彼此耦合，既受制度条件影响，也受技术条件牵引，最终要能落到可操作与可检验的层面。例如双年展、艺术空间与美术馆体系仍在塑造专业话语，同时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与线上展陈又在生成新的观看惯习，两套系统既互相借力，也彼此拉扯。

“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文艺创作的价值导向。然而，只有价值宣言仍不足以解释秩序如何形成。现实中常见的情形是，价值主张写在文本里，却未必转化为作品形态与评价习惯。相反，传播技术、平台规则与量化指标会在不知不觉中改写审美偏好，使价值在运行层面被稀释甚至被反向利用。因此需要引入“审美范式”这一概念，用来解释价值如何被转译为共同体默认的原则与前提，并说明范式又如何在媒介与制度变化中发生位移。当核心价值与审美范式的关系被放在同一框架中讨论，价值不再只是结论里的口号，而成为贯穿生产、展示与批评的结构性问题。

一、新技术与新生态

在现有讨论中，“新大众文艺”大体形成了若干较为稳定的共识。它往往被理解为中国百年文艺大众化进入新阶段的表征，也被视为在新技术条件下形成的新生态，成为不断生成与扩散的系统性建构，可问题就在于当下应如何运作、如何评价又如何治理。

强调这些共识的“相对稳定”，并不是要把概念冻结。相反，正因为主体扩容与渠道重组已成为现实，美术体系的建构必须面对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即如何在新的结构中维持公共导向，同时保持必要的艺术性与专业性，避免审美被单一指标牵引。核心价值的提出，正是为了解释并回应这一现实压力。

在“新大众文艺”视域下讨论中国的当代美术，应承认一个基本现实，即“当代艺术”这一概念在中国的双重性：一是当代艺术所具有的“实验性”，即观念为先的当代实验艺术谱系，可见改革开放以来的装置、行为等非主流艺术；二是当代艺术所具有的“在地性”，即生活为先的现实主义艺术谱系，可见主题性创作、公共美术工程等主流艺术。这种边界差异不仅是学术分类问题，更是评价秩序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实验艺术路径与大众化路径之间长期存在张力，而“新大众文艺”在某种意义上把两端都拉回到同一张制度与媒介网络中，迫使核心价值必须跨越门类差异，提供可对话的共同坐标。这些对象之间还存在频繁的互相借用，例如主题创作会吸收当代艺术的装置语言，实验艺术也会进入公共项目与城市更新；在平台场景中，学院训练与大众趣味的边界同样可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