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勃丨走出圈层范畴——新大众文艺浪潮与中国美术体系的当代建构

审美范式也并不只存在于宏大的美学史分期。在图像时代的研究中，有学者借用范式概念提出“视觉范式”，用以指称特定时代人们的“看的方式”，并由此讨论影像生产与观看技术如何重写经验结构。（《高字民：《从影像到拟像——图像时代视觉审美范式的变迁》，《人文杂志》2007年第6期）这一路径提示，讨论当代美术的审美范式时不能只盯住作品风格，还需要同时看到“观看的制度”如何被媒介与平台塑形。在美术馆展陈之外，线上图像库与算法推荐也在塑造“什么值得看”的排序逻辑，这种排序逻辑往往先于解释而发生作用。

类似的判断也出现在对人工智能传播实践的研究中。相关研究指出，AI的深度嵌入会推动传播从具身在场走向离身在场，并通过算法与交互界面重构感知维度与审美坐标。（国歌、赵广远：《从具身到离身：人机耦合视域下AI主持的审美范式重构》,《传媒》2025年第22期）尽管不同门类之间不能直接类比，但这一提示仍具有方法论意义，即新技术改变的不只是生产工具，更会改变审美感知结构与评价前提，从而触发范式层面的迁移。

再从审美史的角度看，20世纪以来美学研究对象逐渐从“美的本质”转向“审美经验”，大众美学的兴起与受众参与的强调，使对象更为具体多样，审美体验的当下性被持续放大。当审美领域向日常生活扩展，审美范式也会随之调整。（傅守祥：《审美范式的世俗化：艺术哲学的重构与审美风尚的改变》，《探索》2007年第2期）这种调整既带来活力，也可能带来功利化与快感化的压力，因此更需要回到范式层面，说明其变化的条件与机制。

可以确定一定时期内被共同体默认的普遍审美价值取向，以此追问其审美范式，因为自明性的前提组织审美表达与评价，会在媒介技术与社会结构变化中发生迁移，并让研究者将价值问题落实到运行结构上。

讨论两者关系之前，需要先划清概念边界。在美术的体系建构上，问题是“应当成为什么”，并为此提供规范性方向、优先序与底线；在审美的时代范式上，问题是“在什么前提下被感知、被表达、被评价”，并为此提供共同体默认的原则、概念与评价前提。两者都涉及价值，但层级并不相同。如果把人民性、公共性直接等同于某种风格标签，就会把价值降格为形式；如果把审美范式仅理解为流派样式，也会遮蔽范式在共同体默认与评价机制上的力量。

为了让关系解释更便于操作，可以把核心价值、审美范式与运行机制放在同一条链条上理解。核心价值规定方向与底线，审美范式把价值转译为可识别的原则与评价前提，运行机制则把这些前提固化为日常制度安排，例如创作如何组织劳动分工与工具链，展示如何提供解释性供给，批评与评审如何设置参照与流程，以及治理工具如何处理风险与争议。这样处理的好处，是把抽象的价值讨论落到一条可追踪的路径上，使每一环都可以被追问：价值在哪里被转译，范式在哪里被强化，机制又在哪里发生偏差。

在这条链条上，核心价值的作用首先体现在“方向与底线”上。人民性与公共性指明面向社会生活的基本取向，艺术性与创新提供专业尺度，传播性与合规治理则构成进入公共空间时不可缺少的条件。它们共同回答当代美术应当守住什么，又应当朝哪里走。审美范式的作用在于把价值转译为共同体能够反复使用的判断方式。哪些表达更容易被理解为正当，哪些经验更容易被视为有意义，往往并不是靠一条明文规定，而是靠共同体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默认前提。这些前提一旦稳定下来，就会像“习惯的眼睛”一样组织观看与评价。运行机制则把这种默认前提写进具体流程。当机制成熟时，价值与范式会在日常运作中被不断重复与训练，从而获得相对稳定性；当机制偏离价值或被外部指标接管时，范式也会随之漂移。由此，机制并非附属环节，它决定价值能否落地，也决定范式能否自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