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翼飞 | 清末民初“八破”图式源流考辨及其礼俗观念变迁

摘要：清末民初“八破”图式的核心生成逻辑，是金石学、碑学等精英文化在民间社会的转化，其图像构成并非单纯的艺术创新。从历史渊源看，宋明金石著录的符号化与景观化奠定了八破的图式基础，碑学兴起与碑拓流通则推动了其在民间的世俗化传播，而创作主体的泛化使其兼具“礼制”与“民俗”特征。八破从“证经补史”向“求福禳灾”的功能转变，本质是近代社会转型中礼制秩序瓦解与民俗能动性崛起的体现，反映了动荡时局下民间艺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自觉承续与创造性转化，是礼俗互动的微观呈现。

关键词：八破；礼俗互动；金石学；碑拓；民俗转化

八破，民间亦称“锦灰堆”“拾破”“集锦”“什锦屏”“断简残篇”等，其图式的核心特征是以碑拓、书影、残帖等元素为母题，间或融入信笺、当票、商标等新兴事物，并刻意营造一种陈旧、鼠咬、虫蚀、霉斑、残损等视觉效果。八破图式在清末民初已广泛流传于民间，却长期在美术史和书画著录中缺席。实际上，直至20世纪70年代，这一图式才被以白铃安（Nancy Berliner）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所关注。白铃安敏锐地意识到八破图式的诸多源头：“书画、古代金石拓片、绘画装裱、丧乱诗传统、敬焚字纸的习俗，以及悠久的吉祥图案的习俗。这些绞缠的根源让我感到，八破完全不是对中国绘画传统的反叛，而更像是源自诸多传统的自然结果。”然而，近有研究多聚焦于图像学层面的考察，将八破图式的形成简单归因于文人的身份隐喻或视觉游戏，却忽视了其内在的“习俗”因素。当这一因素占据了核心地位，八破能否被视为一种与文人相关的风格便有待商榷。基于此，本文引入“礼俗互动”研究视角，以期突破前人研究的局限，为八破内在的礼俗元素和生成逻辑提供一个新的阐释路径。

一、礼制渊源：博古传统与礼器符号的建构

在八破纷繁驳杂的视觉元素中，礼器拓片是常见且重要的表现对象——这表明了礼器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审美体系中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作为承载古代礼仪制度与精神信仰的载体，礼器的核心价值在于将抽象的礼制观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的物质形态。如巫鸿即从艺术考古学的视角出发，指出礼器通过特定形制与纹饰构建起中国特有的礼制艺术传统，并与日常用器形成功能和象征意义上的双重区分。礼器与用器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互动张力，不仅推动了以礼器为代表的礼制符号在图像层面的转化，更为八破图式的礼制渊源埋下了伏笔。

作为礼制文化的秉持者，文人士大夫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这一审美传统的继承与发扬者。在朝代更迭、制度变迁、身份消解的历史进程中，文人士大夫通过博古鉴藏、金石考据和器物传拓等方式，将传统的礼器转化为书影、碑拓、残帖等视觉符号，以此寄托对往昔礼制的缅怀。正如柯律格所说：“中国文化的特质正在于那种无处不在的对‘往昔’的崇敬和遵从。”然而，八破图式的残损特征，却背离了这一古老的视觉传统：一方面，残损消解了礼器符号本应具备的庄严性与神圣性，与礼制文化的核心诉求产生冲突；另一方面，残损也有别于民间艺术中常见的、追求圆满寓意的祈福符号。那八破为何要选择这种看似矛盾的视觉形式来承载对往昔礼制的缅怀呢？这是本文首先需要厘清的问题。

（一）残损：以拓片为核心的图式特征

当下学界对八破残损特征的解读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以白铃安、万青屴等学者为代表，将其与19世纪的战争背景相关联，认为战乱是八破画产生的重要情感来源，“人们劫后余生，对残存字迹文物的格外珍惜，正是‘八破’画产生的特殊社会历史背景”；另一种则将八破的残损特征附会于当时西方美学兴起的“废墟”（ruin）母题，视其为“废墟情结”的视觉表达。然而，从中国的文化和审美传统来看，上述两种解读均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残损”并非八破独有的视觉语言，而是根植于中国文人的“崇古”传统。正如巫鸿所说，中国的建筑“每一次修复或重建都是为了重现建筑物本来的辉煌，但同时又自由地融合了当时流行的建筑元素和装饰元素”。文人对待古物亦秉持这一审美态度，通过考据、注释、题跋和钤印等方式修复并强化文物的历史在场性，这种基于“崇古”传统所形成的残损，是对往昔的尊重与承续，与战乱带来的焚损有本质区别。其次，附会西方绘画“废墟”母题更属文化误读——受文化语境和审美观念的影响，中国美术史上几乎没有直接表现“废墟”的绘画题材。要而言之，西方的废墟多指向文明的消亡，中国的残损则指向历史的延续，二者无论在象征意义还是视觉表达上都不能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