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翼飞 | 清末民初“八破”图式源流考辨及其礼俗观念变迁

（三）从“博古”到“玩古”：审美图式的形成

有明一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市民文化的勃兴，将宋代以考据为核心的博古图式，逐渐演变为明代融合文人雅趣与民间习俗的审美图式。这一转变的核心标识，是鉴藏重心的转移。王富娟指出，明代金石著录已不再聚焦于器物本身所承载的铭文内容与礼制内涵，而是将视角转向材质、形制、纹饰等外在的美学特征上，更关注器物的审美价值而非学术价值。学术重心转移的背后，本质上是文人审美态度的转变和鉴藏范畴的拓展。如董其昌云：“玩礼乐之器，可以进德；玩墨迹旧刻，可以精艺……助我进德成艺，垂之永久，动后人欣慕，在此也。”蔡清德指出，物质消费文化的兴盛，使得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文人，将对古器的追求视为彰显生活品位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因此，“玩古”的审美态度借助江南文化圈层的影响力，在明代形成了广泛时风。但三代鼎彝存世量稀少、价值昂贵，于是文人便开始将赏玩目光转向当朝新兴工艺品，逐渐使得明代礼器和日常用器的边界日渐模糊。如文震亨《长物志·香炉》云：“三代、秦、汉鼎彝，及官、哥、定窑、龙泉、宣窑，皆以备赏鉴，非日用所宜。惟宣铜彝炉稍大者，最为适用。”王富娟指出：“明人普遍认为书画、青铜器、玉器、瓷器四者最有文化内涵和品鉴收藏价值，这也体现在博古题材绘画的创作上。”由此可见，这一价值取向是明人试图为“玩古”的时风赋予礼制层面上的神圣性和合法性。在此过程中，礼器的核心属性由传统礼制的载体，悄然转变为文人审美趣味与生活理想的象征，与之相应的则是明代博古图式由著录形式逐渐向绘画形式转变，并催生了以祈福纳祥为核心意涵的“岁朝清供图”。

“岁朝”和“清供”的概念皆源于民间习俗。“岁朝”指岁首之际，文人士绅将金石、书画、古器等雅玩陈设于临窗案几，既寄托新年愿景，又暗合礼制传统和文人雅趣，民间则将此景绘制成图悬挂中堂，谓之“岁朝图”。“清供”则源于汉末的礼佛仪式。据龙圣考证，魏晋时期日渐盛行的佛教烧香礼仪与中国传统朔望祭祀礼仪相融合，推动了“烧香祭祖”这一新型礼仪形态的形成，百姓以此表现对天地、祖先的敬畏并祈福。至明代，“清供”已完全融入文人百姓的祭祀场景，且供奉形式趋向多元化，除传统花案、器皿果盘、古雅之物外，当时的新颖工艺品亦被纳入摆设和赏玩的范畴，且在价值上与古器无二。这一转变打破了传统鉴藏“以古为贵”的惯例，“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审美观念的转变和鉴赏范围的拓展，不仅推动了“岁朝”与“清供”等审美图式与博古图式的深度融合，更为后续八破中新兴民俗元素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二、民间传播：碑学兴起与碑拓流通

明清两代形成的审美图式，既延续宋代的博古图式传统，又融入民间习俗的吉祥寓意，完成了从学术考据到审美功能的转向，为八破图式的形成提供了兼具礼制元素和祈福寓意的视觉范式。在这一融合过程中，礼器符号的庄严肃穆逐渐被文人雅趣和物质消费文化所淡化，但以三代鼎彝为核心的礼器始终是稀缺昂贵之物，并非民众百姓所习见。直至清嘉道年间，在碑学兴起的影响下，碑拓、书影等礼制元素开始普及，才突破了礼器的稀缺性局限，进而推动了博古图式从精英文化向世俗文化的深度转化。其中，礼器消隐、碑学勃兴、碑拓流通、创作主体泛化及印刷技术革新等因素，共同构成了八破在民间广泛传播的重要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