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翼飞 | 清末民初“八破”图式源流考辨及其礼俗观念变迁

（一）从金石考据到碑拓鉴赏

肇始于北宋的金石考据之风，经明代审美转向后，至清乾隆时期臻于鼎盛。受此风气影响且为彰显“汉文化”皇帝身份，乾隆不遗余力搜求各类金石类文化遗存。仅在位期间，乾隆就主持编撰了《西清古鉴》《宁寿鉴古》等金石著录，累计收器四千余件。以国家力量大肆网罗古物，不仅使清廷内府所藏古器在极短时间内就超过了前朝积累，更催生了民间搜寻盗挖之风。最终，金石鼎彝的收藏来源几近枯竭，至嘉庆年间，除江南盐运史阿林保进贡的散氏盘之外，民间再无重要的收藏进献活动。面对古器匮乏的困境，清代学者的视角不得不转向新的文字载体。白铃安指出：“学者与鉴赏家们别无他法，只能转向保存尚好的古文字样本来探知古代遗存的样貌。这些文字大多出现在商周秦汉时期的砖、碑、瓦和钱币上，经模制或凿刻而成。”相较稀缺的金石鼎彝而言，钱、砚、砖、瓦存世量更大，获取成本更低。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引入石印技术，较传统版印效率更高、成本更低，还可精准印制复杂图文。这都推动了碑拓及其版印、石印形式在民间的广泛传播。更重要的是，迫于清廷的政治高压，文人多将政治抱负转嫁于书法艺术，加之北方多碑，进一步激发了文人对北碑空前的收藏兴致与考据热忱。碑学这种可证经史之误、补经史之阙的特性，恰合清廷诉求而获倡导，以至“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

碑学兴起的显著特征，是具有极高的民间参与度，因为参与者不独是具有相关喜好或知识的文人，亦有借碑学盛行之风开设厂肆的普通百姓。当碑拓成为重要文化资源和收藏对象后，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被卷入这一庞大市场：文人将目光聚焦于碑拓的考据与鉴赏，百姓则通过参与碑拓的生产、交易和流通活动进行谋生。此时的碑拓兼具文物与商品的双重属性：作为文物，碑拓便于携带、观看和交换；作为商品，它迅速完成了从学术资源到市场产品的核心价值转化。与此同时，金石学家杨守敬自日本引入碑拓缩印技术，因能大幅降低印制和传播成本，在民间极受追捧。据考，民初拓本价格已与日常用品持平，新拓本单张均价不足一元——即便考虑到社会动荡、洋货冲击、物价上涨等因素，其价格相对民间日常消费而言仍属低廉。更重要的是，碑拓交易常态化催生了灵活流通方式：藏家在经济窘迫时多选择在当铺质押而非出售拓片，亦有藏家持有原石可随时椎拓，或索取拓资请拓工代拓。这些商业性行为使得碑拓在民间的流通和分布更趋驳杂。

以文人雅集为主流的文化活动亦受到影响。据程章灿考证，潘祖荫曾于同治年间发起“消夏六咏”唱和，主题涵盖搨铭、读碑、品泉（钱）、论印、还砚、检书；后又组织郑康成（玄）生日雅集，计有张之洞、王懿荣、吴大澂等十一人参与。这类以碑学为核心的雅集，覆盖了晚清京城至地方、精英至民间的文化圈层，对引领社会风气作用显著。作为八破图式先行者的六舟，其创作亦深受此时风影响，其《百岁图》题材来源不再局限于金石鼎彝等礼器，而是出现了钱币、墨锭、铜炉、瓦当、古砖、砚台、印章边款及印蜕等新颖元素。除少量杂项外，六舟所拓之物基本涵盖“消夏六咏”前五题，而未表现“检书”一题，盖因书影无法通过椎拓呈现（需要指出的是，在以描摹为主的八破画中，书影是重要题材）。表现题材的变化，不仅体现了碑学之风从书学领域向绘画领域的渗透，更从侧面印证了八破图式的表现题材源自清代碑学，而非更早的金石或博古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