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生丨艺脉育大师 沃土绽牡丹——追念山东快书艺术大师高元钧

高元钧与常宝华合作演出

（2）冲破江湖樊笼，融入主流文化。很多人知道，高元钧不为个人名利所扰，在事业走向辉煌的时候，毅然冲破江湖樊笼，成为一名军队文艺战士。然而，我却固执地认为，高元钧“冲破江湖樊笼”绝非“角色”的转变，而是有了“文化人”的责任担当与文化自觉。高洪胜对我说，解放军有数不尽的先进人物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为什么只有《一车高粱米》《侦察兵》《长空激战》等走进自己父亲与那代山东快书人的视野？这告诉我们：不是所有题材都适于用山东快书去表现，否则必会“削足适履”。我非常认同高洪胜的观点。其实，包括艺术创作在内的任何事物，都可以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加以考察、印证。当形式与内容协调一致时，内容的活力就会得到自由的、充分的展示；反之，当形式与内容不平衡时，就会彼此折损。

（3）走出狭隘小我，成为人民说书家。高元钧的思想境界决定了他的艺术眼界，他所追寻的梦想、目标，决定了他为人、从艺的态度及方法。即使他已经去世多年，他的朴实平和、谦虚大度，依然让我刻骨铭心。这些是我心中“艺术大师”的共性特征：他们知道艺无止境、学无止境，知道尊重他人，知道百姓是他们的生存之根，知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高元钧从来没有把一丝精力用在自我标榜或宣传上，他的文化与追求始终坚守着“由里及外”的方向与路径，他的“词典”里压根就不存在“包装”之类的字眼儿。著名曲艺理论家刘洪滨在《山东快书高元钧艺术浅析》一文里有过这样的记录：“高元钧演唱《一车高粱米》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的过程：由于对志愿军英雄司机的思想、感情缺乏了解，对书情所反映的战斗生活非常生疏，最初他只能沿袭旧的程式，将表现武松的传统技法套用到志愿军英雄司机身上。整个演出是皱皱巴巴的，演唱传统曲目时那种潇洒自如的风采不见了。怎么办？出路只有一条，迈开双脚，到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撷取创作的素材和灵感。”后来，高元钧以一名战士的身份随赴朝慰问团入朝，向生活学习、向战士学习。他与志愿军英雄司机交朋友，观察、体验他们的思想、行为。演唱后，请他们提意见，然后及时修正自己的艺术处理，反复锤炼，精益求精。“高元钧归国之后，重演《一车高粱米》，面貌大为改观，使之成为风靡一时、流传全国的现实题材优秀曲目。”

2、虚怀若谷，重视艺术的薪火相传，山东快书由此群星璀璨

但凡说到高元钧对山东快书的贡献，人们习惯提及他为山东快书去掉低俗内容的“净口”，还有1949年在上海灌制唱片时为山东快书命名，即让原来艺人养家糊口、街头撂地“说武老二”“唱大个子”的语言艺术，最终有了一个被社会认可的名分——“山东快书”。在探究其中的深层原因时，我发现，高元钧能够将一个流行于山东一带的地方曲种推向全国，与他开放的文化视野有极大关系，而他的“文化视野”来自在“一横一纵”两条路径上“不停止地行走”：“横”为广阔的地域，“纵”是广泛的学习。人们常说：“远行人必有故事可讲。”高元钧的远行，让他自己也成了“故事”。不妨摘录一段曲艺学者江山月记录高元钧的文字：“七岁即随兄流落江湖卖唱，十一岁时开始说唱‘武老二’。十四岁在南京怡和堂露天杂耍园子正式拜民间‘说武老二的’名艺人戚永立为师，习艺三年，出师后即在南京夫子庙、下关等一带独立撂地演出。1936年后则又辗转于镇江、蚌埠、徐州、芜湖、上海、青岛、潍县、济宁、济南、泰安等地卖艺，并到徐州在恩师门下深造，技艺大进。1946年至南京献艺，曾参加了由进步人士组织的‘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演出大会。翌年，又应邀赴沪，参加了由郭沫若、洪深、田汉等左翼作家举办的‘纪念五四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示威演出活动，所演扬善除恶节目《武松赶会》及《鲁达除霸》等，深受广大观众欢迎。”以上文字让我们了解到，高元钧先随名师戚永立三年学艺，之后走向演出实践，后重回师父身边深造，最终技艺大进，他经历了“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成才过程。简言之，高元钧的成就，来自他在不停行走中对“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等的“见多识广”，既有社会名流热心的指点，也不乏百姓赐予的智慧。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部队多次举办山东快书培训班。平心而论，这是他让山东快书这样一个地方曲种逐渐流行于神州大地、边卡哨所，从此开枝散叶、遍地开花、薪火相传的根本举措与缘由。他在部队办山东快书培训班时，还忙里偷闲，带着弟子到有“活武松”之美誉的京剧名家盖叫天家学艺。可见他“遇高人不能擦肩而过”的学习态度乃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