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江 | 被误会的刘海粟

2006年3月16日，由中国文化报社联合常州刘海粟美术馆、炎黄艺术馆举办的“沧海胸怀丹青一粟——纪念刘海粟先生诞辰110周年研讨会暨作品展”在北京炎黄艺术馆举行，随后《中国文化报》推出刘海粟纪念特刊。^②我作为20年前这场研讨的与会者之一，尚记得当年发言的主题是“为敌人也为朋友所误会的刘海粟”。之所以选取这一角度，是因为刘海粟作品进京展出以及研讨会举行之际，不少人关注如何评价刘海粟。恰好在研讨会召开前一天，我在《新京报》上看到一篇采访报道，题目就是《不需要重新评价刘海粟》。

刘海粟《红荷翠羽》1979年

20年前正是国内艺术市场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新京报》当时的着眼点虽在于他的画价是否过低，但我仍然认可“不需要重新评价”的判断。我的发言主要侧重当代美术史叙事。刘海粟先生年轻时即享有盛名，中间一度受冷落，晚年又备受瞩目，学界对他在创作和艺术教育上的贡献也有充分关注。尤其是在刘海粟90岁和百岁寿辰的庆贺活动中，使用了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人”等称号，对他的评价显见并无不足。

这又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刘海粟不需要重新评价，而近现代的中国美术史却不乏需重新评价的段落。

谈刘海粟，不能不切入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历史语境中，无法回避他与徐悲鸿之间那场影响深远的论争。表面上看，二人的分歧是个人恩怨，实质却在于艺术观念、价值取向和实践路径的不同。不同的艺术观和迥异的艺术理路必然导致分道扬镳，也就引出了其后的不同际遇。继纪念徐悲鸿之后再来谈刘海粟，二者同是对20世纪中国美术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而他们究竟对20世纪艺术有何贡献、应当如何评说，这就牵涉到对中国近现代美术史重新检视和全面省思的问题。显然，既有结论是不够全面也尚欠准确的。当年我的发言，着意在于引发美术界的进一步思考。回想起来，也正是在20年前的这次研讨会上，有与会专家引申傅雷的话，说刘海粟“不特为敌人所误会，尤其被朋友误会”。

解读刘海粟，“被误会”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词。

同道之争与时代误读

纵观几十年刘海粟论评的脉络，长期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推崇者奉其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融通中西绘画的一代大家；而持批评立场的研究者则紧盯其行事性格、人际纠葛及生平叙事中的各类争议，乃至以此遮蔽、消解他的开拓性功绩，甚至怀疑其康有为学生的身份也是自我吹嘘（2016年“闳约深美——美专前辈和华东艺专师生作品及史料展”在刘海粟美术馆分馆开幕，展品中首次出现1926年2月21日北京版《晨报》，上面报道康有为收刘海粟为徒的经过）。^③

在我看来，诸家评说之所以各持如此悬殊的两橛，根源在于刘海粟几乎一生都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一边是昔日同道的曲解，一边是对立舆论的污名，搅为一团，难辨难分。青年时期的刘海粟广交沪上艺坛同仁，傅雷、徐悲鸿、滕固、温肇桐等人皆曾与之共事交好，并肩投身波澜初起的新美术运动。这批青年革新者拥有共同的理想：打破旧时代的封闭格局，建立兼容中西、立足新生活的新式美术教育。然而，随着办学路向、审美观念、行业利益等现实矛盾逐步显露，昔日同盟的裂痕日渐加深，以致反目，由此衍生出贯穿其大半生的同道之误。

1932年11月3日《申报》启事

徐悲鸿与刘海粟长达数十年的交恶，是现代美术史上的著名公案，误会起于一段被反复列举的师承叙事：徐悲鸿仅短期在上海美专校内活动，并无确凿的拜师受业关系，刘海粟却将徐悲鸿归为门下弟子。这段叙事分歧直接引发了1932年《申报》上的公开论战，^④二人自此反目数十年，以致有1953年徐悲鸿向文化部检举刘海粟的两封信札。后世诸多研究采信一方记述，判定刘海粟虚饰履历，却甚少梳理史事，厘清当年真相。要言之，在二人相互不屑的态度背后更多是两种观念与路径的对立。徐悲鸿恪守写实主义，以素描造型为美术教育根基；刘海粟推崇西方现代派与文人写意式的自由表达。两条路线本无高下之分，却因挟带私人矛盾而被简化为个人品行评判的标签。

刘海粟译《现代绘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