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人工智能时代与手工艺的复兴期

在我看来，非遗的时代大体可分为三段：

·第一个阶段，是非遗时代的开启。2003年公约出台，2004年中国加入，开始行动、开始申报，有了第一项进入联合国名录的非遗——昆曲，随后是古琴。二十多年前，古琴几乎被国人遗忘，2005年我在北京798办古琴沙龙，没几个人能叫出它的名字，都以为是古筝。当时中国音乐学院的学者说，能看懂琴谱、会演奏的人已不足百人。而今天，中国已有数以百万计甚至上千万人在接触、学习古琴，古琴产业也蓬勃发展。非遗把很多濒危的东西拉了回来。

·第二个阶段，是提升价值认知、建立保护制度。从2004到2020年，国家设立了相关职能部门——文旅部有非遗司，各省厅有非遗处，地市文旅局也有相关科室；非遗司按「一加三加N」的模式建立体系，一个保护中心、国家非遗馆、非遗保护协会，加上更多协作组织，形成保护的中枢；国家政令通过中枢传到每个末端，末端又有非遗工坊，还有帮扶传承人的政策与配套资金。

·第三个阶段，是2020年以后的「非遗2.0」。要把握非遗的脉搏、把握它自身运行的规律，加强区域性整体保护，同时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并借助数字化加大传播力度。非遗在「十五五」规划里、在未来几十年的中国城市更新过程中，还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中国的社区正在重建：过去三四十年我们完成了基础设施，但社区文化、熟人社会分崩离析了；未来社会的构建，可能正要通过这些。比如山西柳林的盘子会，从唐代延续到今天，我相信在未来社会一定会发挥更强大的效能。

三、工艺美术的「名相之惑」与它的第二个春天

相对而言，工艺美术的历史更漫长、学科建设也更久远，但它是由学者与实践者这群人构成的；而非遗领域的参与者中，很多来自法学、政治学，所以直接奔向高位、很快立法。这个过程中的差别，值得回顾。

工艺美术有一个「名相之惑」：英文的、日文的、中文的，这么多称谓都在指涉同一个事物。那么在中文语境里，工艺美术和手工艺是什么关系？它和民间文艺、和非遗又是什么关系？这是需要学者不断辨析和解释的。常影老师一年多前写过一篇溯源工艺美术的文章，他学哲学出身，很了不起——只有哲学才会去追问根本概念、去寻找词根。我们在辩论时谈到，概念的流变来自时代的变化：九十年代，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英文名称被译为「artdesign」。当时一大批理论家还在世——奚静之、王家树、田自秉、尚辉先生等——这个概念得到认可，并通过了学院决议。改革开放深入，确实需要加强设计，但加强设计，是否就必须改变一个学术根本定义？这是一桩学界公案，交给历史去审判吧。

但现象是清楚的：工艺美术里相当一部分内容，与非遗的内容是重叠的，存在一个交集。所以不妨这样看待工艺美术——它兼具物质性与非物质性，总是以某种造型的形式出现，背后却隐藏着一系列关于材料与工艺的知识和经验。在工艺美术体系里不能只讲知识，经验极其重要：经验无以替代，人类捍卫尊严最终靠的就是它，而AI没有这些东西。一方面，它是具体的、可触摸的、占据空间的物；另一方面，它又与记忆、知识、经验、审美判断、身体记忆相关——这两种属性它都有。

在历史上，工艺美术的经历很曲折，曾被重新唤醒，也一度走过边缘。我一直觉得，工艺美术今天到了它历史上的第二个春天，真的到了第二个春天。所以，开这样规模、这样隆重的大会，是配得上这个学科的。当然也要看到遗憾：有一次部领导到我们馆调研，问「工艺美术到底怎么回事儿」，底下鸦雀无声，最后有一个声音说——「工艺美术能创汇啊」。创汇是它的一个作用，但当不再需要它创汇的时候，这个东西就要被丢弃吗？这是我们要问自己的。它还有存在的价值，只是我们过去对它的学科定位，没有看到那一点。更重要的是，这一系列问题都反映出理论建设的薄弱，需要一大批学者继续深究、完善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