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岩·《卧观天井悬：中国古代墓葬艺术的视觉性》| 我们“专业”的观看方式，是古人未曾有过的

在先秦乃至汉魏时期，人们在室内席地起居，解履是拜见尊者的礼貌。如《礼记那叻·曲礼》：“侍坐于长者，履不上于堂。”[52]解履还引申为出仕之义,《北齐书·文苑》：“未成冠而登仕，财解履以从军。”[53]百子村墓题记中的“解履”当为其原义，墓葬犹如死者的室宅，观者解履进墓表达了对于死者的尊敬。这两条题记虽然写在字某力士的旁边，但却不是对这一画像的解说，因为在更靠近力士画像的地方，还有”邠王力士”的题记。两力士绘于甬道墓门以外的侧壁上，皆面向门外。其所谓的“诸观者”或“诸欲观者”是复数形式，显然也不可能指墓主。这些特征皆说明两条题记预设的读者是将要从外部进入墓葬的人们。由此可知，至少在东汉时期，墓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私人空间，在壁画完成之后和下葬之前，有的墓室还将对公众开放，以供参观。

东汉时期向公众开放墓葬的做法，可能与当时“举孝廉”的制度有关。杨树达曾详尽搜集研究有关汉代丧葬的文献，他发现在汉代不仅天子生前预作寿陵，臣民生时也往往自营茔地，如大臣霍光、张禹，文人冯衍、赵岐、孔耽，宦官侯览、赵忠等，皆有此举。而人死之后，也不是马上人葬，葬期从七日到四百多日不等[54]。这种营作寿藏及停丧不葬的风气，为生者进入墓室观看壁画提供了时间条件。此外，在送葬时有死者的朋友、故吏、门生等许多客人参加，如王符所言：“宠臣贵戚，州郡世家，每有丧葬，都官属县，各当遣吏赍奉，车马帷帐，贷假待客之具，竞为华观。”[55]硕儒郑玄的葬礼，送葬者多至千余人[56]。在封闭墓门之前，这些人物都有可能成为墓葬艺术的观者。

《后汉书·陈蕃传》记乡民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居墓室中行服二十余年[57]。此举在乡邑间为赵宣博得了虚名，而他展示孝行的特殊场所也是地下的墓室。

值得注意的是，在陕北所发现的画像石墓的大部分画像分布在墓门以及门框门楣等处，这些部位多面向外，而与墓主的“目光”相背，这种方向似乎更便于让进入墓室的人们看到那些精心刻画的图像。

综上所述，从赞助人的主观意愿来说，墓葬壁画一方面是为死者的灵魂而设，另一方面也为当时的一部分生者而设。与祠堂相比，在题记中明确提及观者的墓葬并不多，这也许说明墓葬和祠堂在开放程度上有显著差别。百子村墓可能是个特例，其题记较简略，观者的身份、墓室开放的时间等细节还不得而知。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更多的资料来解答。

此外，新的考古发现还展现了更为复杂的现象。

河南永城柿园西汉梁王陵主墓室顶部有一幅保存完好的巨大壁画[58]，但主室四壁顶部四边有一周凹槽，槽内有腐朽的木灰，说明原来可能搭建有木结构的顶棚，而这个顶棚正好将顶部的壁画遮挡起来。因此，即使参加葬礼的人们有可能进入墓室，恐怕也看不到这些壁画。如果只有那位已经死去的梁王才能感受到这些图像的存在，那么这或许说明死者“看”的方式与生者有所不同。一种更大的可能是，这些壁画只对某些神明有意义。可以间接地支持这种推测的是，在同一时期，汉代宫廷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艺术活动。许多来自东方的方士建议热衷于求仙的汉武帝以方术“致物”，他们蛊惑皇帝，声称“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59]。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武帝制作了装饰华美的云气车,“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60]，绘画因此成为宗教活动的工具[61]。

余论

观者问题涉及对丧葬艺术功能和主题的理解，是汉代画像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在同一个礼仪过程中，观者和图像相辅相成，有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图像可以影响到观者的思想，如绥德呜咽泉墓题记就突出了图像在被观看过程中所具有的教化作用；另一方面受众的不同又会影响到图像内容的选择和形式的变化。例如，北魏郦道元对于赵岐墓中的壁画有这样的解读：“郢城中有赵台卿冢，岐平生所自营也，冢图宾主之容，用存情好，叙其宿尚矣。”[62]赵岐墓中的壁画如果有被他人观看的功能，那么其题材的选择就有了“言志”的意义。在祠堂中偶有对墓主生前经历的描写。如山东嘉祥武梁祠东壁下层所见“县功曹”延请“处士”一图，可以和武梁碑中“州郡请召、辞疾不就”的记载对读；武氏祠前石室内东西侧壁、后壁上部贯通刻有大期车马出行图，前壁承檐枋内面和三角隔梁两侧也刻车马出行图，这些出行图上的题记皆与碑刻所记武荣事迹相符[63]。川信立祥据武氏祠前石室的这类画像进一步认为，长清孝堂山祠堂上部的车马出行图与祠堂主人生前曾以“大王”（诸侯王）随从人员的身份参加“大王”的出行行列有关，并将这一最为荣耀的事迹刻画在祠堂中。他还指出：“表现祠主生前最荣耀经历的车马出行图，它与‘祠主受祭图’在图像学意义上没有必然的联系，属于祠堂画像中的可变性内容。”[64]这些内容存在的意义，也许可以从观者的角度来理解。同样，如果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小板中汉墓可以为他人所看到[65]，那么表现墓主生前事迹的图像就容易理解——这类图像的意义很可能在于向公众宣扬死者本人的功绩，而这些功绩往往又是子孙们取得社会地位的重要资。总之，将汉代祠堂和墓葬放置于当时的社会语境中，从观者的角度来理解画像的制作动机及其内容，是一个值得进一步重视的角度。

至于观者如何观看，则又是另外的问题，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对于像王符这样的观者来说，死者后人处心积虑的经营却招致了反向的批评；而后人错将孝堂山祠堂当作了孝子郭巨的纪念堂[66]，一错就是千余年。这些情况，岂是丧家所能预知？

注释

本文的写作曾得到杨泓、邢义田、许湘苓、倪克鲁(Lukas Nickel)、杨爱国、施杰、邱忠鸣、刘婕等师友的帮助，特此申谢！本文原刊于朱青生主编《中国汉画研究》第2卷(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 39-55页)。英译文见 “Concerning the Viewers of Han Mortuary Art”, translated by Eileen Hsiang-ling Hsu, Cary Liu et al.Rethinking Recarving: ldeals, Practices, and Problems of the “Wu Family Shrines” and Han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 2008, pp. 92-109。日译文见「漢代喪葬画像における観者の問題」加藤直子訳「美術研究」395号、2008年、1~19页。

[1] Wu Hung, Mor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89-250中译本见《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李清泉、郑岩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247-323 页。

[2]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重印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5-119页。

[3]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08-522页。

[4]创作者可以包括设计者和施工者，设计和施工有时是分开的，如由赞助人对图像进行命题，由石工具体实施:者有时又可合为一体，如赞助人只负责出资，只是对规模等有一个大致的要求，而具体的建筑与画像细节由石工按照惯例来确定。

[5] 汪悦进(Bugeney Wang)与我曾对关于山东安丘清道光九年(1829)庵上坊在后来观者中所衍生的各种形式的话语(包括口头传说、文字写作和图像表现等不同形式)做过讨论，是这方面的一个实例。见 Eugene Y Wang andZheng Yan, “Romancing the Stone: An Archway in Shandong," Orientations, vol. 35, no.2, March 2004, pp.90-97 ；郑岩、汪悦进:《庵上坊——口述、文字和图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6]王充《论衡·四讳篇》:“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处。”但其上文又称“古礼庙祭，今俗墓祀”。可知此处“墓”字并非仅指墓室，而是指整个丧葬建筑的系统，应包括祠堂在内，故前贤多引此言以论证祠堂的功能。见《诸子集成》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228页;信立祥:《论汉代的墓上祠堂及其画像》，南阳汉代画像石学术讨论会办公室编：汉代画像石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83页；蒋英炬、吴文褀: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97页。

[7]《礼记,檀弓下》：“孔子谓为明器者，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哀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03页。《盐铁论·散不足》：“古者，明器有形无实，示民不可用也。”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53页。

[8]洪适：《隶释》卷六,《隶释隶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5页。

[9]生克昭：《滕县金石志》北京:法源寺刊本，1944年，第29页。史语所所藏拓本编号为28111，见文物图象研究室汉代拓本整理小组编:《“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汉代石刻画象拓本精选集》，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年，第62、63、168页，图29及其文字说明。

[10]罗福颐：《芗他君石祠堂题字解释》,《故宫博物院院刊》总第2期(1960年)，第180页。

[11]李发林：《山东汉画像石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第102页。

[12]江继甚：《汉画像题榜艺术》,朱青生主编:《中国汉画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上册，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第535页。

[13] Wu Hung, Monumentalil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ecure, p. 195;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李清泉、郑岩等译，第 255 页。

[14]蒋英炬：《孝堂山石祠管见》南阳汉代画像石学术讨论会办公室编：《汉代画像石研究》，第213页。

[15]翁方纲编：《两汉金石记》卷十四，叶10b,《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7399页。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志》卷七曰:“贤明乃感诵之辞，似非为郭巨而作。”见《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9册，第14422页。

[16]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82页。

[17] Wu Hung, 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 pp.193-200;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李清泉、郑岩等译，第 252-264 页。

[18]《潜夫论,务本篇》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0页。

[19]《潜夫论·浮侈篇》同上书，第137页。

[20]《潜夫论·浮侈篇》,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第137页。

[21]参见罗福颐：《芗他君石祠堂题字解释》,《故宫博物院院刊》总第2期(1960年)，第179页。

[22]李发林：《山东汉画像石研究》第102页。

[23]加藤直子「ひらかれた漢墓——孝亷と「孝子」たちの戰略——」「美術史研究」第35冊、東京、早稻田大学删術史学会、1997年、67-86。

[24]邢义田教授审阅本文初稿后指出:“我们似乎还可以设想当时的一种居住生态，即汉代的墓葬往往即在聚落的附近，田地也在附近。乡里居民之间,(即使)非亲非故，谁家有人过世，谁在造墓，如何造法，消息在当地必然会传开。石趟邰刻墓的石材在墓穴内组装之前，往往即在葬地旁的地面上打造，雇请名工，造作连月，在造作的过程里即会吸引乡里之士前来观看，这似乎就是一个‘作秀’的机会，以博名声。‘观看者’应是多重的，既为死者，也为生者。”(2002年9月29日邢义田先生致本人的电子邮件。)

[25]李发林：《山东汉画像石研究》第101-102页。

[26]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册，第514-515页。

[27]文学修养是汉代官员所必备的基本素质。参见邢义田：《允文允武:汉代官吏的一种典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本第2分，2004年，第223-282页;修订本见《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24-284页。

[28]与许卒史安国祠堂题记同时出土的嘉祥宋山其他画像石已被蒋英炬成功地复原为4座较完整的小祠堂(蒋英炬:《汉代的小祠堂--嘉祥宋山汉画像石的建筑复原》,《考古》1983年第8期，第741-751页)。这些祠堂中画像的风格先子鲶是出自同一批工匠之手，画像彼此雷同，甚至可以看出不同的祠堂使用了同样的粉本。最值得注意的是，许卒史闯国一石的画像风格也与这些小祠堂的画像接近。因此，许卒史安国祠堂可能与其他4座小祠堂一样，是由工匠根据粉本来确定画像的内容。

[29]出自许卒史安国祠堂题记。

[30]蒋英炬：《孝堂山石祠管见》,南阳汉代画像石学术讨论会办公室编:《汉代画像石研究》第205页。

[31]蒋英炬：《孝堂山石祠管见》南阳汉代画像石学术讨论会办公室编:《汉代画像石研究》第205页。

[32]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08页。

[33]蒋英炬：《孝堂山石祠管见》,南阳汉代画像石学术讨论会办公室编:《汉代画像石研究》，第205页。蒋英炬根据北齐武平元年(570)陇东王胡长仁《陇东王感孝颂》,认为将孝堂山祠堂视为郭巨的墓祠的说法始于胡长仁(《孝堂径鹿萎石祠管见》，第206页)。但林圣智则根据其中“访询耆旧”一语，认为胡长仁只是记录了流传于当地民间乡里的传说。林圣智还指出:“在南北朝建造祠堂也被视为孝子的表征。南北朝时代对于祠堂的看法基本上继承汉代，这也正是北齐将孝堂山石祠视为郭巨之墓(祠)的思想基础。北朝孝堂山郭巨祠堂传说的形成，可以说是将汉代以营建祠堂视为孝子行孝的看法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林圣智:《北魏宁懋石室的图像与功能》,《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18期[2005年]，第48-49页)

[34]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第118页。

[35]杨爱国：《东汉石祠画像布局反映的问题》稿本。

[36]吴兰、志安、春宁:《绥德辛店发现的两座画像石墓》,《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1期，第22页。题记释读据张俐:《论陕北东汉铭文刻石》，朱青生主编：《中国汉画研究》第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5-216页。关于樊姬的事迹，见张涛:《列女传译注》，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63页。

[37]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第201-202页。

[38]《周礼注疏·夏官司马第四》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51页。

[39]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931页。

[40]如1972年陕西户县(今陕西西安鄠邑区)朱家堡汉墓出土的阳嘉二年(133)解除罐上的朱书镇墓文曰：“谨为曹伯鲁之家移央(殃)去咎，远之千里。咎□大桃不得留。□□至之鬼所，徐□□。生人得九，死人得五，生死异路相為視去万里。从今以长保孙子，寿如金石，终无凶。何以为信?神葬厌(压)坟，封黄神地章之印。如律令!”(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禚振西：《陕西户县的两座汉墓》,《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第46-47页)

[41]山东苍山东汉元嘉元年(151)墓题记，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山东汉画像石选集》，第42页。

[42]杨爱国：《先秦两汉时期陵墓防盜设施略论》,《考古》1995年第5期，第436-444页。

[43]官衍兴、李一：《济宁的两块汉代刻石》,中国书法家协会山东分会编:《汉碑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90年蚶硭山380-382页;宫衍兴编著:《济宁全汉碑》，济南：齐鲁书社，1990年，第3-9页。

[44]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99-500页。

[45]  Lydia duPont Thompson, The Yi'nan Tomb: Narrative and Ritual in Pictorial Art of the Eastern Han (25-220 C. E.), Ph. D.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1998, pp, 207-211.

[46]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3册，第1334-1335页。

[47]《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1页。

[48]关于东晋南朝墓葬的综述，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砒984年，第527-536页;罗宗真：《六朝考古》,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4-98、106-239页。

[49]《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124页。

[50]同上书，第3406页。

[51] 2001年10月，我曾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见到从该墓揭取的部分壁画，其中包括有题记的守门力士画像。简单的报道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旬邑发现东汉壁画墓》,《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3期，第76页;另外该墓画像的图录已在德国出版,见 Susanne Greif, Yin Shenping, Das Grab des Bin Wang: Wandmalereien der Ostlichen Han-Zeit in ChinaMainz;: Verlag des Römisch-Germanischen Zentralmuseums in Kommission bei Harrassowitz Verlag : Wiesbaden, 2002。 我对该书的评论，见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5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 510-518页。该书中文版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德国美茵兹罗马一日耳曼中央博物馆编:《陕西旬邑百子村东汉墓壁画揭取与修复报告》，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但中文版对于甬道门外东西两壁题记的释读有异，分别作“欲观者当解履乃得人”“诸欲观者当解履乃人观此”(第7页)。比对照片来看,《考古与文物》的报告更准确。

[52]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卷二,《十三经注疏》，第1240页。

[53]《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620页。

[54]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7-99页。

[55]《潜夫论'浮侈篇》,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第137页。

[56]《后汉书》第1211页。

[57]《后汉书》第2159-2160页。

[58]阎根齐主编：《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15-117页。

[59]《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88页。

[60]关于永城柿园墓讨论，见拙文《从棺画到壁画——论墓葬壁画的起源》(《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6年，第51-71页)。

[61]同上。

[62]施蛰存：《水经注碑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05页。

[63]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第107-108页。

[64]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第107-118页。

[65]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编:《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

[66]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第56页。

（来源：图像之书）

作者简介

郑岩，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长聘教授。先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曾任职于山东省博物馆、中央美术学院。主要著有《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从考古学到美术史：郑岩自选集》《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铁袈裟：艺术史中的毁灭与重生》《卧观天井悬：中国古代墓葬艺术的视觉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