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岩·《卧观天井悬：中国古代墓葬艺术的视觉性》| 我们“专业”的观看方式，是古人未曾有过的

“汉永元残石”和芗他君祠堂涉及观者的题记，在内容上与许卒史安国祠堂题记颇为一致；许卒史安国祠堂画像的风格与芗他君祠堂以及著名的武氏祠画像的风格也相当接近，可以进一步证明早年发现的几批材料是可信的。

此外，2000年发现于嘉祥的永和六年（141）祠堂题记，也提及观者。但因为正式的考古报告未见出版，我也未见到实物或拓片，暂存以待考。题记中的相关文字为：

诸君往来观者，下至□重□，勿败易，寿得千年，长乐未央。子顿首长累诸乡。[12]

巫鸿指出，许卒史安国题记的“讲述者”应是祠堂的赞助人，即死者的家人[13]。因此，这类题记是我们了解赞助人意图最直接的材料。赞助人希望观者爱惜其花费了大量血汗和钱财所建造的祠堂。无论是“愿毋毁伤，愿毋毁伤”这种重看的句式还是“牧马牛羊诸僮，皆良家子”之类的奉承，都浮现出他们诚惶诚恐的态度。

在山东长清孝堂山祠堂中，有大量观者刻写的题记，如在其三角隔梁石西侧面的一则曰：

平原阴湿邵善君以永建四年四月廿四日来过此堂，叩头谢贤明。[14]

翁方纲认为：“其云来过此堂，叩头谢贤明者，似是邑人故吏，过而感诵之。”[15]信立祥也认为这则题记可能出自祠主的门生故吏之手，距离修建祠堂的时间不远[16]。从另一个角度看，它正可证明当时赞助人所担心的观者题刻于祠堂现象的存在。祠堂题记中“愿毋毁伤”“无得漾（琢）画”的祈愿可以追溯到肥城建初八年（83）祠堂题记（图5、6）：

建初八年八月成。孝子张文思哭父而礼。石直（值）三千，王次作。

勿败□。

图5 山东肥城东汉祠堂画像（采自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山东汉画像石选集》，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图472）

图6 山东肥城东汉祠堂画像题记（郑岩摄影）

虽然此处未明确提到观者，但“勿败□”三字显然是写给观者的。

这些文字所提到的“观者诸君”包括了“贤仁四海士”“士大夫”等社会各色人等，甚至“牧马牛羊诸僮”也在其中。这说明建造祠堂的赞助人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祠堂虽然是家庭祭祀的中心，但因为暴露在乡野，无疑具有一种公共性。赞助者仅仅祈求观者爱惜祠堂的建筑和画像是不够的，他们显然还希望公众通过观看，从祠堂中获得更多的信息。

巫鸿在梳理东汉祠堂的题记时，注意到这些题记叙事重点的变化，即从早期对祠堂功能的标记、对死者事迹的简要记述，转移到后期对祠堂建造过程的详细描写。巫鸿将这种变化解释为2世纪民间对孝的狂热宣示[17]。这种狂热，可以从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批评中得到证明，如“耿介不同于俗”的王符说：“今多违志俭养，约生以待终，终没之后，乃崇饬丧纪以言孝，盛飨宾旅以求名，诬善之徒，从而称之，此乱孝悌之真行，而误后生之痛者也。”[18]这种恶习的出现，应与当时“举孝廉”的制度有关。许多期望入仕的人首先要在社会上获得孝的名声,“生不极养，死乃崇丧”[19]的做法十分普遍。其在丧葬上的具体表现，如王符所说，就是“造起大家，广种松柏，谍项舍祠堂，崇侈上僭”[20]。

造成祠堂功能发生微妙变化的原因，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观者的改变。祠堂本来只是祭祀死者的场所，但是由于暴露在地上更便于观瞻，也就成了向公众展示赞助人孝行的道具。题记的行为清楚地显示出赞助人的企图。这些题记常常喋喋不休地夸耀所选石材如何精良、所聘工匠如何高明、所用时间如何漫长。如芗他君祠堂的题记说：

无患、奉宗，克念父母之恩，思念忉怛悲楚之情，兄弟暴露在家，不辟晨夏，负土成墓，列种松柏，起立石祠堂，冀二亲魂零（灵），有所依止。岁腊拜贺，子孙欢喜。堂虽小，经日甚久，取石南山，更逾二年，迨今成已。使师操义，山阳瑕丘荣保，画师高平代盛、邵强生等十余人。价钱二万五千。[21]

许卒史安国祠堂的题记最后也提到“作治连月，功扶（夫）无，贾钱二万七千”[22]。加藤直子比较了祠堂题记中所记的花费金钱数目和这些金钱实际的购买力，发现这些数字多属于虚夸[23]。而祠堂漫长的制作过程，在乡里也有可能成为一种孝行的“表演”[24]。

那么，作为观者的公众，又从祠堂中看到了什么？或者说，祠堂内的画像与观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可否站在观者的角度去理解祠堂内的画像？是否祠堂内所装饰的画像都是要向他们展现赞助人的孝行？

要回答这些问题，一个最大的困难是，上述永元三年（91）祠堂、芗他君祠堂优、许卒史安国祠堂均已不完整，我们无法全面地考察其画像内容。但在该祠堂的题记中，有一小部分对其画像进行了描述：

调（雕）文刻画，交龙委蛇，猛虎延视，玄蝯（猿）登高，（狮）熊（嗥）戏，众禽群聚，万狩（兽）云布，台阁（阁）参差，大兴舆驾、上有云气与仙人，下有孝及贤仁。遵者俨然，从者肃侍，煌煌濡濡，其色若儋。[25]

如上所述，巫鸿认为这段文字的作者是祠堂的赞助人，我赞同此说。但是，赞助人与画像内容的关系是个复杂的问题，有的祠堂或墓葬内的画像可能要在他们严格的监督下，按照他们的意图进行设计；有的只是提出一个大致的要求，如祠堂规模的大小、雕刻的精致程度等，画像的具体内容则由工匠们按照惯常的做法来确定.许卒史安国祠堂显然属于后者，这段题记华丽的辞藻主要是对画像艺术效果的渲染，并不涉及画像的象征意义，更难以反映出明确的思想。赞助人在撰写这些文字时似乎只是大致浏览了一下画像的总体内容，并没有对其含义仔细推敲。我们对比一下东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中的一段文字：

飞禽走兽，因木生姿。奔虎攫拿以梁倚，仡奋而轩。虬龙腾骧以蜿蝗，颔若动而蹲跪。朱鸟舒翼以峙衡，腾蛇虬而绕榱。白鹿子霓于栌，蟠螭宛转而承楣。狡免伏于侧，猿攀椽而相追。玄熊以断断，却负载而蹲姨。齐首目以瞪眄，徒而标标。胡人遥集于上楹，俨雅而相对。仡欺腮以雕，鹋颠而睽瞧。状若悲愁于危处，而含悴。神仙岳岳于栋间，玉女窥窗而下视。忽瞟眇以响像，若鬼神之仿佛。[26]

我们不难发现二者的相似性，如许卒史安国祠堂出现的“众禽群聚，万狩（兽）云布”可以对应王赋中的“飞禽走兽”；前者的“交龙委蛇”对应后者“虬龙腾骧以蜿嬗”；前者的“玄蝯登高”对应后者“猿攀椽”；前者的“熊”对应后者“玄熊”；前者的“仙人”对应后者“神仙”；此外，二者均使用了“上……下……”的视角和句式来描述画像。总之，许卒史安国祠堂题记骈俪对偶的句式，与东汉赋辞的风格十分一致。作者似乎更注重模仿当时流行的文风，而不是如实地描述祠堂内画像的内容[27]。尽管这些题记错字连篇，孝子们还是试图借以展现他们在文学上的修养。

这些对画像浮光掠影的叙述和华而不实的文辞，更重要的是向观者夸耀祠堂内装饰的华丽，而不是引导观者耐心地去理解画像的含义。题记的执笔者明确提醒观者要仔细阅读其所撰写的文字：“明语贤仁四海士，唯省此书，无忽矣。”因为画像主要出自工匠之手[28]，而题记所涵盖的内容才是赞助人的创造。这些内容不仅包括画像和建筑这些有形的“物证”，还包括他们历尽甘苦建造祠堂的整个过程。赞助人希望人们不仅要看到（“观”）画像和建筑，还要领会（“省”）题记中提到的赞助人的种种行为。这种展示的最后指向，是这样一个结论：赞助人是“竭孝、行殊、义笃”的人[29]。在赞助人的心目中，有形的画像和建筑只是观者的“引导物”，而对赞助人之道德的表彰，才是其最后的指向。

长清孝堂山石祠中有一条永康二年（301）的题记：“申上龙以永康二年二月二日来此堂，感斯人孝至。”[30]（图7.1）这条题记的年代虽然比祠堂的建造年代大约要晚两到三个世纪，但作为观者的申上龙看到祠堂的感受仍与赞助人的愿望基本相符合。北魏太和三年（479）和景明二年（501）的题记则直接称之为“孝堂”或“孝子堂”[31]（图7.2、7.3）。《水经注》卷八“济水”条也提到该祠堂“世谓之孝子堂”[32]。这样的名称在当时事出有因，蒋英炬指出：“将这种孝子所建祠堂或孝祭之堂筐墪称为孝子堂，似也恰如其分。”他还认为这一名称可能早在汉魏时期就已使用。至于将这座“孝子堂”错误理解为纪念孝子郭巨而建造的祠堂，则是后来的事情。[33]

图7 山东长清孝堂山石祠后人题记摹本（采自南阳汉代画像石学术讨论会办公室编：《汉代画像石研究》第206页，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