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新质生产力有何重点？刘俏：改革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最重要的途径

记者：当前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对于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说，还有哪些路径和空间呢？

刘俏：研究显示，从1978-2017年的数据分析看，投资率每增长10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1.18个百分点。

基于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的强大推动作用，释放经济长期增长潜能，需要数量巨大的对基础核心行业及领域的投资。这些领域往往处于国民经济生产网络的关键位置，牵一发而动全身，具有极高的社会回报，但是这些领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投资的资本回报并不一定很高。如果只是依赖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与要素，这些领域将长期面临投资不足的问题。例如，绿色转型和建立数字化转型网络、收入与发展机会不平等、产业升级与科技进步、基础研究等问题，单靠市场根本无法解决。而对关键领域投资不足不仅带来产业转型的严重滞延，还进一步加深经济社会发展的断层线（fault lines）。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突出特征是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政府通过“五年规划”和产业政策，将资源配置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节点行业（nodal industry）和关键领域。发生在节点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技术变革和冲击通过生产网络传递和放大，形成溢出效应，带动了上、下游大量市场主体的出现，对总体经济产生一个乘数效应，而对这些关键行业和领域的大量投资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推动了总体经济的发展。

未来的节点行业，可以围绕以下领域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再工业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新基建”（再工业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大国工业（现代化产业体系）、碳中和，以及更彻底的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要依赖于这些未来的节点行业。其中，科技创新驱动的产业变革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此外，也需要通过对生产资料、劳动者进行优化组合，释放生产率提升的活力，从而形成新质生产力。

记者：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要如何结合？您有什么政策建议？

刘俏：中国“政府+市场”的增长范式在释放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潜能方面有独特优势。通过顶层设计和产业政策，保持投资强度甚至超前投资，引导资源配置在那些社会回报大于资本回报的领域，有助于形成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新的节点行业、解决那些长期桎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如果这一过程中发挥好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的引导作用，有效带动激发民间投资、推动各类市场主体不断涌现和创新活力的迸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那么我国面临的生产率增长挑战就有可能得到化解，而经济长期增长的潜能也能顺利释放。

我认为，应当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战略性新产业和关键领域投资，去解决桎梏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结构问题，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可以在国债方面有一些特别的规划，今年中央政府发行了超长期国债，我认为力度还可以进一步加大，发行更多超长期限特别国债。

此外，还可以将大规模的现金和消费券发放作为财政政策重要选项，在货币政策传导一直不通畅的情况下，需要用力度更大的财政政策直达消费端，给全民发放消费券或是现金；可以大幅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可以启动“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租赁住房改革和REITs建设”三位一体的新一轮改革，利用财政资金、社会资本，通过市场化机制，开启房地产新模式；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以国债置换地方政府债务，以此激活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能够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