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新质生产力有何重点？刘俏：改革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最重要的途径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制定的思维方式需要转变。很多观点认为宏观杠杆率只要上升就是坏事，但我认为，只要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即政府债务率）不爆炸式（explosive growth）增长，政府债务即可持续。事实上，我国具备实施宽松财政政策的条件。

所以，一方面要充分认识财政政策的空间。应将宏观政策锚定为我国的整体价值而非GDP，这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积极实施提供更为开阔的空间。另一方面，我们的宏观政策目标除了要解决短期问题，还要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这个跨周期长远目标，这就要求推动节点领域投资，加速新旧动能转换。

记者：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是核心驱动力。面对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技术引进难度进一步加大。您怎么看当前我国科研创新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对培育新质生产力，您有什么建议？

刘俏：中国必须向全球价值链上游迈进，在供应链产业链上形成相对闭环，以应对极端场景的出现。为此，我们需要加大创新投入，不仅增加研发强度，而且更需要优化研发结构，大力提升基础研究的研发费用占比。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研发强度（研发费用的GDP占比）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有高达90%以上的相关性，提升研发强度对推动生产率增长、培育新质生产力意义重大。

2022年，中国研发费用首次突破3万亿元，研发强度也达到迄今最高的2.55%。然而，我国2.5%左右的研发强度和同期美国3.45%、日本3.26%、德国3.14%的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而且中国研发起步较晚、研发强度的起点比较低，虽然近三十年不断投入，2012年以来更是加大力度增加投入，但是我国研发投入所形成的基础和沉淀还相对薄弱。既然大国博弈最终是科技创新方面的竞争，中国有没有可能将研发强度提升到3%以上？

研发结构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2021年基础研究的研发占比只有6.5%。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和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过去十多年，我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在不断提升，基础研究投入从2012年的499亿元提升到2022年的1951亿元。作为对比，欧美发达国家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费用的比例基本稳定在12%以上，而美国2019年大约为15%，基础研究投入大幅超过我国。

我国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比例相对不足的结构问题亟待改变。“十四五”规划已把到2025年将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比提升至8%以上作为政策目标。如果我们能够以这一目标或更大力度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比如将目标定为12%甚至15%，将有力推进我国实现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为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保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创造有利条件。

基础研究难度大、周期长、风险高，如何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我们需要发挥好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积极作用。基础研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大多是在没有考虑实际应用的情况下进行的，它带来了对自然、社会及其规律的普遍认识和理解。大学和研究机构把大部分的研究工作投入到拓展知识的前沿，这些机构提供了最有利于创造新的科学知识的环境，它们不承受立即和实际成果的压力，有利于原创基础研究成果的产生。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需要加强对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基础研究中心的支持，长期的公共资金投入尤其重要。我国具备大规模发行国债的条件和政策空间，而当前宏观政策正处于发力窗口期。可将发行长期“特别国债”等作为重要的政策选项，所获资金直接用于支持基础研究中心，大幅提升基础研究在研发中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