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道南来 湘水余波——著名画家陈湘波自述成长历程

写在前面的话

去岳麓书院时，便会看到门口王闿运所做的那副对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了解了这副对联，认识陈湘波先生便会明了这“湘波”之意，用这两字概括却也是真真的恰如其分。他外表平实，性格内敛，一头直立的短发显得格外的精神。与他交谈时，他言语间的气息有着这浮躁喧嚣城市中少有的深邃与清静。从荆楚之地来到岭南，两种不同地域间的文化滋养成就了陈湘波别具意味的人生品格和艺术创作。在他的作品中，最能感受到的是一股幽远沉静，在他的一花一草一世界里洋溢着浓郁的文人气质。

自述成长经历

我出生在1963年，那是一个像《阳光灿烂的日子》电影里的时光。1949年8月长沙解放时，我父亲在那里上学，后来他报名参加革命，培训了几个月便到新宁县我母亲的家乡搞土改运动。父母很早就参加了工作，所以我小的时候，家里家境还算可以，生活并没有太多的困苦，我记得除了小时候“文革”期间在新宁外婆家住过三年外，其他时间都住单位院子里。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童年的，是所谓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受到的教育大多也是政治教育。

1972年，我从新宁回到衡阳，那个时候很是崇拜鲁迅，理想是当一个作家。那个年代，物资短缺，想要多读一些好的文学书籍也是没有条件的，最多能看到的是当时流行的小说《金光大道》《艳阳天》等，以至这个理想也终究只是一个理想了。

最开始接触画画是在1977年。那个时候，我的个性比较内向，也有点自卑，不怎么喜欢跟其他人来往。在衡阳附中读书的时候，我看到一群出来写生的画家，便在一旁看他们画画，就觉得画得像，画得好，当时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受到作为美术爱好者的远房叔叔陈常田及他的老师，常在当地报刊发表版画的工人业余画家汪宾芳的影响，我大量临摹当时流行的领袖肖像、工农兵形象的图片，并随读中学时的美术教师彭振贵学画。

1977年到1978年间，我父亲见我喜欢画画，就联系到钟增亚[2]老师，让我拜他为师，跟着他学习绘画。记得第一次见面，他和我父亲聊天，给了我两本他自己剪辑的册子，一本全部是中国画，另外一本是西方绘画，这些图片在当时真的是相当难得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钟老师经常会去全国各地写生，也会在家进行连环画的创作。那时，我常常跟随钟老师，跟着他学习绘画，每个礼拜天早上8点，我准时来到钟老师家，而钟老师晚上画画一般到凌晨二三点，我常要等到10点左右才将这一周练习的习作请老师评点，钟老师都是尽心尽力地教授我。

与钟增亚老师在湖南衡阳合影

1983年

1979年，刚恢复不久的高考已经成为年轻人跳出龙门的重要出口。但是为了画画，我放弃了全国统考，这让老师们都替我着急万分，纷纷来家里劝说我一定要参加全国统考。那个时代，如果说高考是个独木桥，那么美术几乎就是一条没有任何安全系统的过江索，掉进水里的人永远比到达对岸的人多得多。但是我依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条过江索，也理所当然地掉进了江水里。

考试失败后，我又回到新宁画画，结识了刘鸣以及当时就读于湖南艺术学院[3]的学生刘昕，并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刘昕现在就职于湖南美术出版社，当时他刚刚通过高考，正好有时间，我就和他还有其他几个朋友一起去不同的地方写生，白天在外面画风景，晚上就在旅馆里画速写。那段时间过得很纯粹，也让我找到了画画的乐趣。

1980年，我自由自在地画了一年多画后，就去了有“宣传科”的衡阳纺织机械厂工作。我认为在宣传科里依然可以画画，哪怕只画毛主席像，也算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但实际上，我并没有如愿进入宣传科，而是到了热处理车间做了普工。然而，在工厂里，我几乎把全部的休息时间用以复习和准备考美术院校，滚烫的钢铁比不过我对绘画的热情，更无法让我放弃对理想的追求。1982年，在做了一年半的热处理工人后，我考进了广州美术学院。

那一年，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在中南五省一共招16个人，湖南有5个同学。一届届掉进江水中的美术爱好者们重新爬上岸来，挤压在过江索旁，这其中，有众多的美术界名宿之后，也有在各自地区小有名气的艺术家，他们中有的人甚至大我十岁以上。当背着行李走进广州美术学院大门的时候，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被录取了。尤其是在一位同学因病被劝退后，我更是如履薄冰，生怕自己也会被各种理由劝退。如果想去掉这种因过于敏感而产生的多余的担心，唯一的方法就是好好画画。

与同学杨红、王小燕、赵煜、方土

1985年

在进入大学之前，我的想法还是比较理想的，但是进入大学一年后，多少还是体会到与现实的不同，心中感到一丝丝的失望。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方楚雄老师带队到海南写生，直到这次写生，我才找到一点画画的感觉，其中创作的三件作品入选了1986年由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八大高校优秀作品集》，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肯定，确定花鸟画创作也是因为这样一个契机。在美院上学期间，学校邀请了湘籍工笔画家邹传安老师为我们上课，同为湖南人，邹老师对我甚是关照。在上课的过程中，我被工笔画那传神的线条及生动的色彩所吸引，为之着迷，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启了我的工笔画创作之路。

大学毕业以后，我的内心还是希望可以回湖南的，但是没有合适的机会。正在这个时候，广东肇庆师范专科学校（今肇庆学院）需要老师，我就顺势去了肇庆。改革开放初，广东的教育也获得大发展，而广东美术教师奇缺，1986年起广东肇庆师范专科学校作为广东唯一能招收培养美术教师的学校开始扩招，像我们这样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人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在这边我主要是负责国画教研。后来，为了能够有更好的创作环境，我尝试了几次报考中央美术学院的研究生，但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最后就读了广州美术学院，在陈章绩教授名下攻读硕士学位。

在学画画的生涯中，对我产生特别重要影响的有几个人，一是钟增亚老师，他是我的启蒙老师，第一次看到他收集的两本美术作品剪报，我就被深深地吸引，并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又读到画家司徒乔夫人冯伊湄女士所著的《未完成的画》时，更是深受感动，决心以司徒乔先生为榜样“在艺术的牢狱度过自己的一生”，当然我也不会忘记我在中学的美术老师彭振贵先生。在广州美术学院学习期间，国画系聘请当时湖南著名工笔画家邹传安先生为我们授课，又开始了随先生学习工笔画的探索之路，也由此确定了自己在中国工笔画领域要不懈探索的决心，和邹老师相处也特别好，至今情同父子。1991年，我考入广州美术学院攻读陈章绩教授（陈章绩教授是关山月先生的女婿）的研究生。在获得硕士学位后，经陈章绩的引荐和关山月先生推荐，在当时深圳市主要领导的关心下，我来到深圳市文化局参与关山月美术馆（当时称关山月艺术馆）的筹建办工作。1996年3月，关山月先生又提出要我到广州协助他整理准备捐献的作品，希望我能帮助他把作品整理好，以便完整地捐出，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使我熟悉这些作品，为今后美术馆的收藏研究工作打下基础。由于这个原因，我有了同先生朝夕相处一年半的日子，这也是我人生历程中最宝贵的经历之一。

与邹传安老师在关山月美术馆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