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审美自觉构建民族史诗——著名画家于文江的主题性美术创作

主题性美术创作是中国美术发展历程中一个典型的创作类型，不仅是因为其对主题的选择所具有的多元化、丰富性的表现维度，以及其具有的融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历史记忆与现实表达为一体的表现特质，更是因为其以鲜明的主题指向性、突出的审美叙事性成为承载历史演变、文化发展、审美构建等的特殊图像文本。尤其是20世纪以来，主题性美术创作与写实人物画之间形成了一种天然共生的表现关系，主题性美术创作开始以人为表现核心，形成了以塑造人物生命意象、表达人物主体思想、构建人物存在价值的多元化创作面貌，并由此开始参与到对国家形象和民族记忆集中表现的叙事过程中。这使得主题性美术创作，尤其是重大题材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成为见证中国历史发展的核心图像。近年来，由国家创作工程推动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带来了主题性美术创作在当代审美语境和创作语境下的意义新生和价值回归，作为主流话语引导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其构建起的图像内容、审美叙事、集体记忆和精神向度，呈现出一种导向性和引领性，成为回望历史、见证当下和发展未来的时代主流审美。

于文江 金色青稞 纸本设色 185×185厘米 2014

在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探索与表现历程中，于文江以独特的绘画视角和审美叙事方法成为主题性美术创作与实践的先行者。从山东师范大学艺术系到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于文江有着专业系统的学院人物画学习背景，且早在1984年，是年21岁的于文江，就已经开始自觉探索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主题内涵和表现方法，并在1984年到2004年的20年间，迎来了他主题性美术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自觉探索与表现的高峰期。这期间，人物画《小伙伴》《海边小憩》《千手千眼观音》《绿色田园》《山寨小溪》《聆听风吟》等作品分别参加了第六届到第十一届全国美展，并获第六届、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和第十届全国美展铜奖。

于文江 碛口遗韵 纸本设色 180×90厘米 2009

如果说，于文江在第一个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探索与表现高峰期内所创作的作品主要着眼于现实题材和日常生活叙事方式，那么从山东画院到中国国家画院的工作调动，则直接影响了其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主题选择视角和审美表现方式，也基本从此时开始，来源于民族史诗情感内涵的重大题材和宏大叙事方式成为其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主要表现内容和表现方式，并由此迎来了其主题性美术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期。如2009年，国画《血痛·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入选“全国重大历史题材工程作品展”；2018年，《马克思童年时代的特里尔城》参加“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2020年，《哈萨克迁徙——春的牧场》入选中国国家画院“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作品展；2021年1月，《日出东方·李大钊陈独秀》参加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作品展览”，并被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藏和长期陈列。这一时期，于文江创作的这些重大题材主题性美术作品的主题方向和审美表现，已经体现出了鲜明的主体审美自觉性与画面史诗构建性——以艺术真实表现历史真实，以间接叙事塑造审美意象、以主客体双在场构建审美理想，由此形成艺术家与重大题材主题性美术创作在情感联系和审美表现层面的共生共存关系。

一、以艺术真实表现历史真实

对艺术真实的强调，以艺术真实凸显主题性是于文江重大历史题材主题性美术创作的鲜明特点。所谓艺术真实，主要指涉创作主体真实情感的流露和对表现主体真实存在意义的挖掘，对于文江而言，这种双重真实性才是最高层次的美，才是最真诚的美，由此形成的艺术真实才是最动人的。对艺术真实的强调并不等于忽视对历史真实的挖掘，以典型人物形象、典型历史事件和典型集体记忆的审美叙事与图像构建形成历史真实的基本叙事逻辑，由此搭建起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的转换与表现路径。

《血痛·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以长卷的形式表现了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形象，作品的表现重点在于凸显出受难女性、民族苦难与时代悲伤的主体内容，依据历史发生的真实人物形象和真实情节内容提炼出伤痛的集体记忆。因此，作品采用最能引起与女性苦难记忆相关的图像表现符号——被撕扯的身体、无奈的哭泣、恐惧的眼神、痛苦的挣扎、茫然的祈祷……将这些元素以拥挤、充斥的压迫性的姿态呈现在画面之上。同时，为了凸显这一集体记忆下苦难的血与痛，画面增加了凶煞残忍的恶狼形象，并以恶狼觊觎人体的姿势放大苦难中女性的无力与悲哀感。背景黑云压顶的处理方式，更加增加了画面压抑的痛苦和驱之不散的恐惧情感，这些表现手法以残忍的真实重新唤醒了民族苦难的集体记忆，超越了单一维度的对历史真实的追溯与再现。

于文江 美好家园 纸本设色 136×68厘米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