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凌：中国当代美术批评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困境

2022年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现场

可以这样断言，只要文化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结构依然决定着当代艺术的走向，那么，后殖民批评理论就将持续性地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武器。

近30年来，随着生态政治、气候政治学以及新唯物哲学的兴起，一种可称之为生态政治艺术批评的理论与策展观念开始崭露头角。法国的生态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不仅试图在其著作中建构一种以气候与生态政治为核心的系统思想，而且将其“行动者网络理论”——把文化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合成为一种动态性的生态网络系统——落实于策展实践中。与此桴鼓相应的是在康德“物自体”、海德格尔“物自性”概念上发展起来的以“物导向本体论”为表征的新唯物哲学。这一理论在本体上试图消除、清理自然系统的人格化特征，将自然系统看作是超越、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的“自性系统”。

自AI、元宇宙、量子力学、算法、大数据、基因编辑等高科技介入艺术以来，艺术的性质、形态、功能乃至它的哲学主张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当代艺术”已不足以涵盖艺术的现状与趋势，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已处在由“当代”而“未来”的途中。在这里将发生一系列的过渡、转换与升级：由物媒介向新媒介、由自由人文主义向科学人文主义、由当代哲学向未来哲学、由人类向后人类、由人类智能向人工智能、由二元宇宙到多重宇宙、由互联网到物联网、由物质到暗物质，由天人合一到人机合一等等。总之，未来艺术不再是人类而是后人类的产物。所谓后人类，就是尤瓦尔·诺亚·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中所描述的具有“神性”的人。其特点是生命取决于算法，生命就是不断处理数据的过程；意识与智能分离；大数据比我们更了解自己。

科技革命所承诺的乌托邦将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后人类的未来将会如何？这是西方反乌托邦主义者所要面对的问题。事实上，自信息技术、基因技术、人工智能兴起以来，西方科学界、人文学界乃至艺术批评界的反思声音就不绝于耳。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著作《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是具有代表性的反乌托邦主义的代表作。

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一书中，福山借两部反乌托邦小说——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乔治·奥维尔的《1984》，展开了生物技术和“后人类”的讨论。福山发出这样的警告：“生物技术会让人类失去人性……但我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们失去了多么有价值的东西。也许，我们将站在人类与后人类历史这一巨大分水岭的另一边，但我们却没意识到分水岭业已形成，因为我们再也看不见人性中最为根本的部分。”福山一边讨论生物技术对“后人类”的定义，一边借助《美丽新世界》和《1984》，反思乌托邦世界中“软极权”和“硬极权”对人类的控制。《美丽新世界》中经过优等学基因筛选出来的人群，健康富足，被控制人员养大，每天吃一颗组织发的无忧丸，便忘却忧愁痛苦。他们不再需要奋斗，不再拥有爱情，也不能感知痛苦，不需要作出道德的选择，他们的人性已被更改。福山由此问道：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拥抱“美丽新世界”？

乔治·奥维尔的《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