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魏广君：碑帖价值评估与深度挖掘的作用和意义

以新的方式梳理古代碑学遗产

续鸿明：“缘于图像背景的社会和艺术·金石书法研究与创作系列展”在书法界、文博界反响很大，作为主持者，你当初策划这一系列展览有何考虑？

魏广君：中国书法发展的历史在中古时期，书法学习向上的追求一般还是以碑为主，非常简单的一个称谓就是“碑帖”，而不是“帖碑”，前后的称谓顺序一直以来不存在争议。另外，古人对书法的学习很大程度上是对碑的观摹。如，“唐欧阳询尝行，见古碑，晋索靖所书。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百步复反，下马伫立，及疲，乃布裘坐观，因宿其旁，三日方去”（马宗霍《书林纪事》）。当然对王羲之父子书法的追摹，尤其是《兰亭序》生成与收藏变迁的演绎，几乎达到妇孺皆知的地步。还有十个书法石鼓在唐代岐山出土的时候，引起了诸多高级文臣的诗词赋赞和摹学。

1980年代初期处于传统书法的复苏阶段，主要继承了清代至民国像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阮元、包世臣、康有为、于右任等人的书法观念与创作；稍后转向了与古人较量阶段，对先秦两汉乃至魏晋书法的学习，大家关注点集中在王羲之及唐宋以来的书法。然而从展览角度来观察，当代实际的创作状态和取法方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转向了明末清初乃至民国有些抒情味道的研究和创作。在书法职业化程度日渐加强的今天，先秦铭刻文字，如金文，甲骨、石鼓文和汉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刻石书法，在展览中不如轻便秀美一路的书法受人喜爱。如此久而久之，很多人表现的只是一种外表，模拟的只是它的基本形态，“近亲”繁衍的结果，使我们看到的是基本技术的体现，是写字匠的作为。当下书法创作在图像方面没有形成饱含我们时代艺术精神、艺术新气象的局面，如果这种情况再持续下去，这些看似好看而秀美的东西也会沦为一种精神之“丑”，被后人所耻笑。我们教书法、搞创作乃至做展览，对待书法美与丑的评价要审慎，对各种书体的演变乃至篇章布白的更迭过程要有所了解，对书法史中的经典作品要熟知和研究。

过去的千年帖学一直是书法主流，其实大家在明末清初对帖学书风的靡弱表现已有所警惕。以清乾嘉学派为正宗，在庞大的文字学和金石考据队伍里，大家着迷于对篆书和隶书的学习和表现，金石学在这方面的追求形成了这个时代的标志，也为碑学的大兴奠定了基础，并极大地促使很多帖学家审美眼光的改变，这种改变实际上就是品鉴观发生了变化。“品”的视域范围很宽广，品人、品物、品书、品画等在各个方面都可以作理论上的实操，或者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观对身边的事物发生发展，屡屡有所评判的一种嗜好。我们可以想到魏晋时期对人的品鉴，往往让人们对之有先入为主的认识。在书法上，“龙门四品”这个概念在乾隆时代提出，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到同治年间得以成立；而后的“龙门二十品”直到民国方为知识阶层所认可，作为经典引发书法界、知识界对其深入的研究。我们对事物的理解和学习在许多方面是从概念出发来认识和发生的。比如于右任的学习心得有诗为证：“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正是对经典石刻书法的一种尊重和认可。

今天的考古发掘空前绝后地发达，出土了更多的碑刻和墨迹资料，需要我们做出审美判断，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同时我们还要对经典的碑刻书法进行新观察，分析和阐释可能出现的创新点。在“缘于图像背景的社会和艺术·金石碑刻书法研究与创作系列展”策划之初，我们希望能以一种新的方式梳理古代浩瀚的碑学遗产，进而找到当代书法与之的切入点。

比如“三国两晋南北朝刻石三十品新探”，就力求把这一时期刻石书法的字形和用笔的形态；官方和民间刻石的类型分别；重点选用“整拓”让人们认识到各刻石之间篇章布白不同，用类编式的展示供大家比对和研究。几个大展下来，由此观照到各个历史时期书法的异彩纷呈，让人们看到中国书法艺术的主导精神是雄浑、高朗、开阔、挺拔的文化气象，并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可比拟的精神飞扬。我们的时代需要这样的气质，当代书法艺术的精神面貌一定是在继承中国经典书法的基础上变化生发的，不是简单的技术性移植乃至于主观臆造所能得到的。所以说，这个系列展的推出，不仅意味着对作为经典的碑刻书法的重新提倡，更是开启了我们对新出土的、未被经典化的碑刻书法进行品评，提出一种技术和精神上的观照，使其走在当代书法“经典化”发展之路上。我们通过传统的品评形式梳理经典，从当代书法理论观念上对之作出分类评判的目的，试图确立当代书法创作的一种新范式和理想，至于哪个碑版被提及，是否纳入了系列展，并不是关键所在。因为这毕竟是我们的主观判断，一种新尝试，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对我们的新探发出质问和要求，新传统的建立需要大家共同来努力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