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武·水墨艺术创作 | 从当下向历史深处延伸，赋予人物更多的抽象意味、哲理思考及人性内涵

到过欧洲各大博物馆、美术馆和宫殿的人，都会有这么一个强烈的印象，巨幅的油画和壁画填满了几乎所有墙壁的空间。以文艺复兴时期为界限，此前的艺术为宗教服务，除了圣父、圣母、圣子和圣徒，除了《圣经》故事和殉难者的事迹，几乎就没有什么人和事值得艺术去描绘。此前的欧洲艺术只有一个主题：颂圣。艺术的目的也很单纯，就是用“象教”培养、熏陶、稳固、深化信众对天主教的信仰，强化人们的宗教感情。

从文艺复兴开始，从佛罗伦萨、威尼斯这些城市开始，艺术除了继续为宗教服务，也开始为显贵服务。这些显贵，包括国王、贵族和新兴的商人阶层。于是，这些本来是上帝仆人的人间凡俗之辈，也有了成为艺术表现对象的资格。他们的家族史，他们的“丰功伟绩”（多半是攻城掠地的战争），于是也就堂而皇之地被艺术家们图绘到那些宫殿、城堡、豪宅的墙壁上。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历史，就这样通过艺术夸张的形式，记录和保存在那些伟大的历史建筑之中。欧洲艺术史，从此以后便有了同“颂圣”主题平行的另一个主题：颂功。

当然，还有一条线，在文艺复兴刚开始的时期还只是一股潜流，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兴市民阶层的壮大，世俗社会的力量越来越强，普通民众，包括商人、工匠、农夫、市民甚至妓女和流浪艺人的形象，也开始被艺术所描绘，只是，他们永远不可能进入那些伟大的历史建筑的墙上，他们，只是那些独立艺术家的个人创作的对象，在当时，是既不可以同“颂圣”，也不可以同“颂功”的作品平起平坐的。但是，它开启了西方艺术史的第三个主题：颂民。而且，随着欧洲社会的进步，民权意识的觉醒，民主社会的形成，这一主题越来越成为时代的强音，凌跨“颂圣”与“颂功”，而成为近代西方艺术的主流，我们在西方国家的美术馆里看到的17、18、19世纪的架上油画，差不多全是这一主题的体现。

袁武《牛年》

纸本水墨240×200cm

2021年

我用“颂民”这个词的时候，很是踌躇了一下。毕竟，那些欧洲的艺术家，在描画身边的普通民众时，心理状态是轻松的，平和的，绝无“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崇拜心态，这同中世纪的宗教艺术家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画家进行创作时的心态是不一样的。他们也不会像前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包括中国）的艺术家那样，被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告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严格说，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地方，才会有艺术的“颂民”主题的出现，艺术家们确实是把人民和群众（主要是工农兵）当作“圣人”和“英雄”的双重角色来歌颂的。但是在欧美，在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却从来没有这样的意识形态来指导甚至强制艺术家这样去创作，艺术家也大量的描画工人、农民、军人，但他们只是一种社会职业，与艺术家、商人、知识分子、管理者、政客相比，没有什么特殊的道德上的优越性；财富并不只是由工人、农民创造出来的，文明和社会，当然更不只是或主要是由工人农民士兵来推进的。所以，在欧美19世纪以前的艺术中，尽管普通民众已经进入艺术家的描绘对象，而且越来越成为主要的对象，但他们始终是作为个体，作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出现，而不是作为阶级的标签，作为政治概念而出现。所以，“人民”或者“人民群众”这种政治概念，对于欧美19世纪以前的艺术家是不存在的。有鉴于此，我总觉得“颂民”这个词有所不妥，或者，称之为“颂人”更好？

袁武《大雪》

纸本水墨400×400cm

2021年

确实，人文主义（也叫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是文艺复兴带给人类文明的最好的礼物，而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的核心，就是针对“神文主义”（神本主义），用人来取代“神”在世界（主要是人类世界）的中心位置，所以，在艺术中，人要取代神成为主角。只是，第一步，这个“人”是被有权有势的统治者所代表了，他们以创造历史的“英雄”形象出现，穿戴各种华丽的盔甲，骑着高头大马，在那些所谓决定性的历史时刻和场景出现，安排世界的新秩序。第二步，才是市民阶层和工人农民登场，普通的人取代“英雄”，成为艺术描绘的主要对象。

但是，“颂民”的艺术，在20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存在的事实，因此，比较准确的说法是，以人为描绘对象的艺术史，依其历史与逻辑的顺序，发生了由“颂圣”—“颂功”—“颂民”—“颂人”这样一条演进的线索。

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来回顾艺术史？因为，我在这里要讨论的是袁武提交给“艺术长沙”的个展《大江东去》，他的这个展览的所有作品，必须放在这样一部艺术史的认知中才能恰当评说。

《大江东去》是一个既属于偶然成篇，又属于深思熟虑的作品系列。

袁武《水不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