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邱志杰丨《老灵魂》之外的话题：“达达”之后的厦门……

6月底，邱志杰个展《老灵魂》在鼓浪屿当代艺术中心（KCCA）开幕，展期5个月。这是KCCA开馆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个展，也是邱志杰在国内最大规模的个展，是对他90年代至今创作的一次阶段性回顾。

闽南人在离开家乡之后，总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归。邱志杰把这次展览称之为回鼓浪屿交作业，部分原因是他到浙江美院之前，曾经有一整年的时间，每周都抱着一捆画从漳州到鼓浪屿美院找王振裕老师求教。“从漳州坐公交车到嵩屿，坐船到第一码头走到轮渡，到龙头路，穿过笔山洞到内厝沃来求教，这条路闭着眼睛也能走了。”这是邱志杰对当年在美院求教的回忆。

在厦门，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那就是以黄永砯为代表的厦门达达（美术史上“八五新潮”最激进的群体——编者注）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这座城市。伴随着核心人物的离去，这个问题慢慢变得无解。而邱志杰此次的“回归”则提供了一些线索。他在这次展览的自序中写道：1986年10月7日，我在湖滨南路的厦门群艺馆看到了厦门达达的展览，看到黄永砯的作品《1985年劳森伯格中国之行印象》，于是我放弃成为敦煌学家的想法，去报考美术学院。这意味着，厦门达达的这棵大榕树所生发出的气根或许已在厦门之外。

和邱志杰约专访并不容易，但似乎是因为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无法安然地在那里保持沉默，最终才在几经周折下有了这次访谈。

（为避免口语转译文字过程中出现的语义流失，访谈经受访者审校。）

邱志杰专访现场

采访者：你在这次个展的自序中写到1986年在厦门群艺馆看到了黄永砯的展览，这改变了你的创作路径，能再展开聊聊永砯对你的影响吗？

邱志杰：永砯有时会做些让人想不到的事情。有一年永砯在上海PSA做个展，展览后他突然就只讲闽南话了，让我给他做翻译（笑）。我第一次见永砯是2000年代表《今日先锋》在上海采访他，那是他八十年代末出国后第一次回来参加上海双年展，我的准备做得很充分，因此他一边说“谈话是呕吐”，一边呕吐了很多话。那个采访在圈内影响很大，叫做《你要随时停下来，防止一种彻底性》。后来我们就熟悉起来了，有时我们也在厦门见面。80年代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永砯、林春、耀明（焦耀明）、嘉华（林嘉华），这样的一群人有的在外面读过书，有的就在厦门，他们聚集出一种能量。厦门是最早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最早把南洋文化、西洋文化和闽南强烈的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再加上闽南人“坎兰”和调皮捣蛋的劲头，这让厦门达达在85新潮中显得异常锐利，以至于多年之后，人们反复在回味这件事情。

在国美（中国美术学院）的时候，我和高世名院长带的第一届策展研究的硕士李晟曌，他的毕业论文就是写厦门达达。2019年，我专门去巴黎送永砯，我也和国美一起在研究，如何设立黄永砯艺术研究中心，确保每一代都有博士生研究黄永砯和厦门达达。

采访者：你怎么看永砯之后，或者说达达之后的厦门艺术现场？

邱志杰：永砯是天造之才。他从来不会好好说话，眼睛狡猾得一转，就会有很多古怪的主意。他又是那么的单纯，好像不懂人情世故一样。他又是那么的温和和低调。我们没法期待永砯那样的天才一次次地降临在厦门。我们能做的就是做生态，90年代可能没有心思做文化，但今天，像鼓浪屿当代艺术中心、红顶当代艺术中心这样的艺术空间中，我们能看到厦门的当代艺术生态，追求创新、追求特立独行。我想此刻的厦门，经过特区40年的发展，它正在建立一种文化的尊严，不光是人有钱、东西好吃、气候好，这里还非常适合搞艺术，厦门要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大艺术家聚集的地方，盛产艺术家的地方。

现在，我们自己也在造神话，因为有黄永砯、蔡国强，我们也说福建队就是国家队（笑）。此刻的厦门非常像1985年的中国，很多角落都有艺术事件在孕育，这是井喷前的烽烟四起。我也相信鼓浪屿美院这块曾经诞生过那么多艺术家的地方，现在可以以一个文创园区的样式将能量爆发出来，因为地点是有基因的，榕树是有基因的，每一块礁石都有基因。

福建籍艺术家黄永砯、蔡国强/图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