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博文丨艺术的表现性始终坚持“中国式”

还有一点很关键，孙博文色彩的运用是和对光的运用结合在一起的，正是因为对光色巧妙运用，才形成流光溢彩的效果。限于篇幅，光的运用、构图和制作，这里就不展开了。但仅就色彩的简单分析来看，孙博文是一个有自觉的自由探索意识的艺术家，这种意识的具备，基于他对中国传统的研究，基于他对社会审美观念变迁的把握，更基于他对艺术本体的研究。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的精神》中写道：“一般说来色彩是对灵魂有直接影响力的一种工具，如果色彩是键盘，则眼睛是琴弦，灵魂是带有许多琴弦的钢琴”。同为艺术家的孙博文，他和康定斯基对色彩的认识应该是一致的。正是因为这样，他用自己的艺术作品，表达了中国当代艺术家对色彩的认识。要谈清楚这一点，其实需要比较中西两种不同的色彩观，简言之，中国的色彩观，是把色彩看成一整套文化象征系统。因此孙博文在处理色彩时，从色彩关系出发，既充分挖掘了中国传统对色彩的认知，使他作品的色彩发挥出中国传统青绿山水所具备的自然山水色彩属性以及空间营造的长处，又大胆突破，使我们从他的画面色彩结构中看到宇宙意识、神秘意象，以及浓厚的远古浪漫主义气息。更重要的是，他用色彩画面营造出的现代视觉冲击力，使色彩不仅成为情感表现的载体，也成为了形式创新、视觉奇观的制造者。加之前所未有的大画幅造成的视觉震撼力，不仅超越了传统青绿山水，也超越了他之前国画领域彩墨，泼彩等类型的创新，达到了色彩表现新的自由境界。

▲《禅悟一径深》806*1442002年作

二、孙博文的艺术是对雄伟刚健艺术精神的一次唤醒

孙博文的绘画气魄宏大，气势雄强，至大至刚，是一种刚健、崇高的美。应该说中华民族从来不缺少这种美。史前岩画、商周青铜器、以兵马俑为代表的秦俑艺术、汉代画像石艺术、东晋顾恺之的绘画、大同石窟、石鼓文、颜真卿的书法、唐朝的边塞诗、泰山石刻、曲阜孔庙、雄伟的万里长城。我们可以一直列举下去。但是，我们也看到，秦朝的暴虐统治，汉末开始的长期战乱，五代的民族分裂，北宋二帝北掳，因为战乱导致的晋室南迁、宋室偏安江南，乃至蒙古、满清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封建专制和战乱中被压制的知识分子和文化艺术创造者，精神发展逐渐内收，艺术沦为服务的工具或个人自我安慰的媒介。细致、精微、内敛、含蓄的优美风格逐渐成为中国艺术的主导。加之社会生产力的逐渐发展，艺术的商品属性越来越强，对精神文化的承载也逐渐减少。多种原因导致中华多民族共同创造的阳刚文化逐渐衰微。

▲《云水禅心》236.5*962002年作

另外，从文化的结构看，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刚柔并济、阴阳互生，进取和退守都是人生的自然选择。从文化构成来看，中华传统思想儒道释三教合流。儒家文化的主导面是进取开拓、刚健向上，文化艺术中所谓的汉唐雄风，就是儒家刚健思想主导的结果；而道家思想文化的主导面则是阴柔内收、退守无为的，如遇战乱、政治高压等带来人生不确定性，道家思想就是全身保命、以退为进的生存策略，就艺术而言，道家认为五音令人耳聋、五色令人目盲，这已经是艺术的取消主义了。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逐渐发展出高度中国化的宗派禅宗，对中国艺术的发展影响极大，但禅宗心性之学影响下的艺术，也更多趋向内在精神的表达。虽然宋明之际，产生了儒学新形态，但理学和心学本质上都是心性之学，加之后来南宋偏安江南，失去了进取实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进取之心，明朝政治高压，商品经济的发展，文人士大夫思想的世俗化倾向也开始抬头。诸多原因，也使得儒家为代表的阳刚文化逐渐失去土壤。

就绘画本身而言，经过宋元的艺术高峰以后，明清以来，文人绘画成为主流，传统绘画已经失去创新动力，画学和绘画创作陈陈相因，清初更是走上复古老路。清末，面对绘画柔弱的积弊，石涛提出“笔墨当随时代”、“无法之法，乃为至法”革新主张，但在封建统治已经日薄西山的社会氛围下，艺术要一展雄健风格，已无可能。历史的呼唤，自然留给了后来者。

▲《鹏程万里》123*2442001年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