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美术学院将于2024年12月14-15日举办“开放的图像”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由广州美术学院图像与历史高等研究院承办。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彭锋将受邀参加并发言,特此刊发彭锋院长相关学术论文《象是什么?》,以飨读者。
——编者按
[摘要]“象”的本体论地位难以界定,原因在于“象”具有“再现”和“在场”两方面的特征,这就是“象”的“居间性”或“双重性”。当代图像研究和艺术本体论研究都触及这种“居间性”或“双重性”。这种“居间性”或“双重性”在西方哲学的二分本体论框架中难以得到解释,但在中国哲学的三分本体论框架中对它的解释却不困难。通过与“形”“影”“纹”“言”等相邻概念的对照辨析,可以进一步确定“象”的本体论特征,显示“象”在对艺术的言说和理解方面所具有的潜力。
[关键词]象形象图像艺术本体论
关于“象”的思考,就美学和艺术哲学来说,从两个不同的领域开始汇聚:一个领域是图像研究,另一个领域是艺术本体论研究。鉴于艺术本体论研究最终有可能指向“形象”问题,我们也可以将艺术本体论研究简称为形象研究。图像研究和形象研究原本就有共同的源头,最近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德曼(Nelson Goodman)关于艺术语言的研究。[1]但是,在随后的发展进程中,二者似乎分道扬镳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古德曼在艺术本体论上没有持一元论的立场,从而让两方面的思想失去了必要的联结点。[2]如果从一元本体论的角度来看,艺术作品本体论地位的难题,尽管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一分为二”或者“二分”的本体论框架中难以得到解决,在中国哲学的“一分为三”或者“三分”的本体论框架中却有可能得到合理解释。就像庞朴指出的那样,在“道—象—器”这种三分的本体论框架中,以“形象思维”见长的艺术属于“象”的领域。[3]由此,关于“象”的思考,就有可能兼顾图像研究和形象研究两个方面。[4]鉴于在“一分为三”的本体论框架中有关“象”的思考非常丰富和深入,考察中国传统哲学关于“象”的思考,很有可能为当代图像研究和形象研究提供启示。[5]
一、图像研究对二分的本体论框架的挑战
无论是图像理论还是艺术本体论,在一分为二的本体论框架中,都会遭遇到“居间性”和“难言性”的问题。例如,米歇尔(W.J.T.Mitchell)在对“图像”的追问中,[6]就遇到了难以言说的问题。米歇尔发现,用成熟的“心”“物”关系,无法处理“心”“象”关系。“心”与“物”的关系是不对称的,“心”依赖“物”,但“物”不依赖“心”。如果“心”消失了,“物”依然存在;如果“物”消失了,对于“物”的意识即“心”也就消失了。与“心”与“物”的关系是非对称的不同,“心”与“象”的关系有可能是对称的。不仅“心”依赖“象”,“象”也依赖“心”。“象”的消失会导致“心”的消失,“心”的消失也会导致“象”的消失。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象”比“物”更依赖“心”。“象”似乎处于“心”与“物”之间的中间地带。在二分的本体论框架中,“象”具有介于“心”与“物”之间的“居间性”。由此,对“象”的意识就不同于对“物”的意识。对“象”的意识内含一种矛盾。如果意识不内含矛盾,它就只能意识到“物”,而无法意识到“象”。米歇尔说:“没有心灵,就没有图像,无论是精神图像还是物质图像。世界不依赖意识,但是世界的图像明显依赖意识。这不是因为它是人手制作的图像、镜像或者任何其他模拟物(在某物意义上动物也能制造图像,当它们伪装或者互相模仿的时候),而是因为如果意识不能驾驭这种矛盾,[如果意识不具备]一种将某物视为既‘在那’同时又‘不在那’的能力,图像就不能被视为图像。当一只鸭子对一只诱鸭做出反应时,或者当鸟儿啄食宙克西斯传奇画作中的葡萄时,它们看见的不是图像,而是别的鸭子或者真的葡萄,它们看见的是事物本身,而不是事物的图像。”[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