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锋丨象是什么？

事实上，柏拉图在对“美”进行追问的时候就将定义论和本体论区别开来了。在《大希庇阿斯篇》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与希庇阿斯的对话，将“什么东西是美的”与“美是什么[东西]”区别开来。前者属于美的定义论，后者属于美的本体论。对于美的定义问题，可以回答说“美就是一位漂亮小姐”。对于美的本体问题，不能回答说“美就是一位漂亮小姐”。[１９]柏拉图只是区别了美的定义与美的本体问题，但是他没能回答美的本体问题，最后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谚语“美是难的”草草收场。[２０]当然，柏拉图没有想到，在他确立的二分的本体论框架中，是不可能回答美和艺术的本体论问题的，因为美和艺术的本体论定位刚好落在二分的本体论框架“之间”，它既不是精神的也不是物质的，或者说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茵伽登（Roman Ingarden）在追问文学作品的本体论地位时，就触及二分本体论框架的不适用性问题。茵伽登发现，文学作品既不是观念对象也不是实际对象，或者说文学作品既是观念对象也是实际对象。由此，在二分的本体论框架中就无法处理文学作品的地位问题。[２１]随着艺术本体论研究的深入，美学家们发现所有艺术作品都具有同样的特性，都在挑战二分的本体论框架。正如托马森（Amie Thomasson）指出的那样，艺术作品的本体论地位问题，迫使我们“返回到基础的形而上学问题，重新思考形而上学中那个标准的二分，并发展出更广阔的和更细密的本体论范畴系统”。[２２]确切地说，我们要扩大本体论范畴的系统，来容纳诸如艺术作品之类的介于二分范畴之间的事物。但是，包括托马森在内的西方美学家，都没有能够成功地提出那个“更广阔的和更细密的本体论范畴系统”。

对于艺术的本体论地位的不可言说性，朱利安在他的《大象无形：或论绘画之非客体》一书中有明确的认识。在该书的序言中，朱利安指出：“本书缘起于一项徒劳的追求，它所追求的东西令人很难想象，因为它以非客体为客体：这个非客体过于惚兮恍兮，以致难以固定和孤立，它沉浸于未分化，从而既无法指定，亦不可表象，于是无法拥有一个自身的坚实性，无法构成‘在’，无法成为在眼或者心‘面前’展露轮廓的物；它是我们没完没了地体验到的东西，将我们带回本根之游移不定，但是早已被科学和哲学抛弃，因为它们匆忙地对诸事物进行合乎逻辑的处理。”[２３]“非客体”（nonobject）也可以译为“非对象”。“非对象”是不可捉摸的，朱利安称之为惚兮恍兮、游移不定，尚处于“未分化”状态。但是，未分化的“非对象”却是分化的“对象”的根本，“不确定”是“确定”的根本。科学和哲学处理的是“对象”，“非对象”则是艺术的领域。借用朗格（Suanne K. Langer）的术语来说，科学和哲学使用的符号具有“推论形式”（discursive form），艺术使用的符号具有“呈现形式”（presentational form）。[２４]推论性符号只能言说“对象”，呈现性符号还可以表现“非对象”。呈现“非对象”的符号就是“象”或者“大象”。“象”之所以可以呈现“非对象”，是因为它既是对存在的表现，又是被表现的存在。朱利安用“image-phenomenon”（图像—现象）来翻译“象”，[２５]正是看到了“象”的这种两面性。为了表达“象”的这种两面性，朱利安也用“之间”（between）来说“象”。由于中国艺术家要呈现的是不确定的“象”或者“大象”，而非确定的“对象”，因此“在中国，画家、诗人皆不描绘清楚分明的、更不用说截然分离的特征。实际上，他们的这种状物方式并不是为了更清晰地展现事物，从而唤起它们的在场；他们在‘有’‘无’之间状物，把事物画得既存在又不存在：既在场又缺席，半晴半阴，似晴似阴”。[２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