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博文绘画是以山水为中心而展开的。在其转益多师的过程中,秉承着包容开放的时代精神,试图融合古、今、中、外的艺术,向一切优秀文化学习。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到处散发着昂扬乐观的改革开放精神。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85美术新潮”、新文人画、实验水墨等现代艺术运动或多或少地对孙博文的艺术观念产生影响,特别是李小山“中国画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论断,宛若一颗惊雷平地起,狠狠地刺激了中国画家。李小山在文章中认为“这个时代所最需要的不是那种仅仅能够继承文化传统的艺术家,而是能够做出划时代贡献的艺术家。”观念一旦入心,便会生根发芽,改革开放后美术界求新求异的时代风尚也在不断地激励着孙博文,促使他不断尝试与探索。
《袖卷红云水上生》143cmX360cm 2001年作
孙博文前期师承对象主要是传统改良一路,后期受后印象派影响,由笔墨山水转向彩墨绘画;精神气象也由清雅隐逸走向奔放乐观;画面形式逐渐舍弃地域性的山水表达,行走在抽象与意象之间,呈现出明显的风格化特征。由表现自然美转向形式美是孙博文从传统绘画迈向现代绘画的关键一步。其作品赋予山水画以全新的境界和形式,赋予作品以新时代的文化精神和美学特征。这正是其多年实验、求索,化古求新、兼收并蓄的结果,可谓大器晚成。
《春归千山》450cmX143.5cm 2002年作
艺术是突破人类智识的一种努力。判断一位故去的艺术家是否重要,很多时候不是依赖于其生前累积的名声,而是艺术的高度,尤其是创新度,即对艺术本体的贡献。评价孙博文晚年艺术成就也应遵循此原则,可从新材料、新形式和新境界三个层面来讨论。
首先是新材料。孙博文晚年在色彩上做了不小的突破,这与水粉颜料的使用有很大关系。水粉是水性颜料中加入了粉质,颜色更为厚重、明亮,画面效果介于透明水彩和油画之间。水粉既可薄染又能厚涂,能与国画墨色很好地融合协调,但由于含有“粉质”,颜色容易灰、脏,故国画家极少使用水粉在宣纸上作画。孙博文借鉴了泼彩画法,厚薄兼施,局部使用厚画法,多用原色,少调和,色彩纯度高,调子响亮、厚重,拓展了宣纸的承载力和表现力。
《丽景早春时》96cmX89cm 2001年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