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厚甜 | 在技巧和学养两端加以锤炼，最终涵养出自己的书法性情

从明中期以来的历史可以看出，书法创作的革新和探索业已经历数百年，至今仍未停止。这一方面说明书体书风一直在变；另一方面也说明书法艺术创新之难。新时期以来，中国书法的探索实际遥接明清以来的书法变革之风，只不过多了西方艺术风潮的影响而已，其实质并无差别。我以为，洪厚甜是谙熟这段历史的，也清晰思考过古典与当代书法之间的关系。就洪厚甜的书法研习之路而言，始终立足于书法的脉络和源头，从没有脱离开传统而自行其是，但也并没有简单地照搬古人或者描摹前贤来获得某家某派的名头。这种鲜明的态度也决定了洪厚甜不会囿于前人的桎梏，而会力图打破固有的束缚，获得自由的书写方式。他的书法求学之路是从传统楷书拓展开来的，以他自己的说法是：“四十年来，从临写颜鲁公《多宝塔》《东方朔画赞》、褚遂良《大字阴符经》《孟法师碑》、北魏《龙门十二品》、南朝《爨龙颜碑》……一路走来，我于书法的学习研究，一直是立足于楷书的学术建设和提升来定位”。从洪厚甜的创作看，楷书占据了相当大的分量，比如他的力作《苏祠重光·三苏祠灾后维修记》《杜甫千诗碑记》《新都宝光寺舍利塔修复碑记》，基本代表了他在楷书方面的追求：“浸润两汉碑刻简牍，究体势开阖之规，沉潜‘二王’一系行草经典法帖，明书圣人法交融之旨，再入唐代楷书体系，上溯北魏楷书渊薮。”在楷书的研习上，他从颜真卿和褚遂良入手来寻见唐楷之规范，再去爬梳北碑。为提高书法的“内质”，他又花了很大精力去研究篆、隶。很显然，他是希望融汇前人书法之优长，拿来为我所用，贯通为我之法。

行书中堂137×70cm/洪厚甜

对于楷书的重视和反复钻研，一方面体现出洪厚甜对传统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印证了他超古典规范中寻找新的可能的雄心。正如康有为所言：“以人之灵而能创为文字，则不独一创已也。其灵不能自已，则必数变矣。”洪厚甜将线条看做书法创作的灵魂，同时也深刻把握了篆、隶、楷之间的关系，寻找楷书形成之源头，再寻其新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在洪厚甜为数众多的楷书作品中，观者难以将其归纳为某一种既有的书体，有研究者称之为“洪体”，不过我以为这只能作权宜之计论，因为其风格形态虽已有了自己的“性情”，但仍在形成当中，其未来必然还有新的变化。如果拿2011年的《吐谷浑墓志铭》与2016年创作的《苏祠重光·三苏祠灾后维修记》和2018年创作的《杜甫千诗碑记》进行对比，即可见出，《吐谷浑墓志铭》杂糅了行书的笔法，其用笔也妍媚多姿，但后两件作品则更多地体现出碑的意味，浑朴奇丽。不过，在我看来，两者的变化并非有孰先孰后的关系，不过是洪厚甜在探索过程中的两种形态，未来如何变化还未可知。

行书小品58×26cm/洪厚甜

在洪厚甜看来，碑帖之间并无实质性的区别，他将碑帖看做书法的一体两面，就像阴阳两极，刚的线质属于阳的一面；柔美婉转的线质属于阴的一面。碑的阳刚一面多一些，但也暗含着婉约之美；帖的东西流畅、婉转，但也内蕴着阳刚的元素。两者之间往往是相互交融、变化的。因此，在他的楷书作品中，可以感受到汉隶的古朴和魏碑的厚重，他在融会贯通中将楷、隶、碑圆熟地交融于一体，从而呈现出别样的审美趣味。早年对唐楷形态的描写到后来注重于线条的书写性，由外而内地追求楷书品质和精神。为增加楷书创作的厚重与态势，洪厚甜花费了很大精力练习北碑，再通过练习篆书去提高书写线条的质量。这样的磨练之路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2000年之后。这样的结果就是，在洪厚甜的书法创作中，既能感受到流畅、飘逸之美，又可体味到苍厚、刚硬的内蕴。例如《新都宝光寺舍利塔修复碑记》（2010年），虽为楷书，但却有行书的婀娜多姿，又蕴含着魏碑的厚重感，有些笔画还有明显的隶味。另如《冯子振咏梅三首》（2021年），以草书写就，夭娇跌宕，气韵流畅，但却又能感受到浑朴之美。再如2021年个展上的《佛说金刚经》，结体拙厚，笔画骏朗，正欹相生，格调雍容简穆，庄雅严重。特别是因字大如斗，且占据一面高墙，远观更显得丰茂浑劲。从这件作品中亦可见出，洪厚甜完全打破了真、隶、魏之间的隔阂，融其于一炉，再由己出，写出活泼的生命感来，即如洪厚甜自己所言的，“写出生命，能呼吸”。

行书对联138×23cm×2/洪厚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