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江：中国近现代美术的第一章应从广东写起

而真正有据可查的第一批中国油画家，依然是出现在广东。

梁江介绍，在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前后，广州出现了一批绘制西画的中国人。他们师从西方专业画家，临摹西方不同风格的绘画原作或印刷品，一部分佼佼者采用西方绘画技术与材料创作，以中国风物为题材，绘制了大批油画、水粉画和水彩画。这些画销售给广州的外国人，而后流向欧洲，因此得名“广东外销画”。

清康熙《桐荫仕女图屏风》，传为焦秉贞作，可能是最早出自中国画家之手的油画。

不过遗憾的是，外销画家及画工原来的中文姓名大多没有留下来，后人所知只是他们制作外销画时的英文名字的音译。广州的职业画师中西混合，以西画材料和稚嫩的技法描绘东方的风情。“他们的特色与清廷的郎世宁及其他宫廷画家的‘清宫古格’截然不同。由于‘林呱’这些‘无名’画家的画法，以及他们与钱纳利之间的关系，广东外销画是清宫油画之后，中国早期油画的又一重要现象。”梁江说。

在海外史料中从事外销画最早的人叫Spoilum（中文姓名无考，音译史贝霖），乾隆末至嘉庆初是他的绘画经营盛期，国外保存着1789年他为夏威夷一位贵族妇女画像的记录。

海内外学者对史贝霖的确切身份和行迹，有多种不同看法。其中有学者认为史贝霖可能跟关作霖为同一人。

关作霖出生年代当在乾隆二十年前后，主要活动在嘉庆中叶，即19世纪初。《南海县志》有小传：关作霖，字苍松，江浦司竹径乡人（现属佛山南海）。少家贫，思托业谋生，又不欲执艺居人下，因附海舶，遍历欧美各国，喜其油画传神，从而学习，学成而归，设肆羊城。为人写真，栩栩欲活，见者无不诧叹。

梁江表示，关作霖是国内史籍有明确记载从事油画创作最早的画家。他说：“关作霖作为有正式文字记载最早去欧美学习油画的中国人，也是最早在国内开设画店，销售自己油画作品的人，这是无可怀疑的。”

与关作霖有同等影响的人是关乔昌（林呱），后者师从英国画家钱纳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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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销画”与宫廷油画并立

咸丰年间（19世纪30-60年代）是外销画的鼎盛期。当时广州十三行集中了很多外销画专营店铺、作坊，很多是前店后坊，画工有二三千人之多。外销画的制作过程是流水作业，有人起稿，有人上色，有人勾线。

梁江介绍，当时的外销画分为不同类别，大宗的一个是油漆画，二是通草纸画。外销画顾名思义主要卖给外国人，所以作品多迎合外国口味。外国人喜欢广东风物，因此外销画的主题多有当时广东的风光和民俗。早期的外销画画法有比较浓厚的17世纪荷兰的绘画风格，后来又转向英国式。

清末《广州戏棚一景》，作者不可考，藏于香港艺术馆。

广州艺术博物院研究馆员陈滢曾就这个现象专门撰写《清代广州的外销画》，她介绍，“在靠岸停泊期间，他们将大批丝绸、茶及瓷器装载到船上，同时水手也必定去寻找、换取或购买礼品，以便带回去送给家人或亲戚。他们购买的物品中，有一项便是绘画，其中又以壮丽的风景画、或是人物画像最受欢迎。主要是这些画的题材，都是中国山川风物，却具有西洋绘画风格，但都是由中国艺术家们手绘而成的……这些画的购买者多为西洋人，所以我们称这些画为‘贸易画’。”

刘淳在《中国油画史》里如此介绍：油画最早由欧洲传教士带入中国广东，因此广东是中国最早接触欧洲油画的地域。在后来的发展中曾出现过南北共存并对峙的态势——北方宫廷皇帝对传教士画家的御用而使北京成为油画重镇；在南方的广州口岸，随着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日益增多，民间绘制的油画在较短时间内剧增并逐渐成熟，也形成了南方油画重地。从而构成油画在中国传播的三个重要途径——传教士的文化传教，宫廷皇帝对油画的偏爱，中西文化、经济上的交往中出现的民间油画。这三条途径构成了中国油画的早期形态。其中，广东“外销画”在中国油画发展进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也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梁江也认为，广东外销画的兴盛，是研究中国早期油画史必须关注的一段非常重要的史实。

后来，随着摄影和制版印刷术的出现，外销画逐渐式微。至道光、咸丰年间，摄影术的传入代替了画工的手工作业，很多画店的销路大受影响，外销画由此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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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的变革思潮从广东发起

1917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慷慨陈词，阐述遍历“百国”之画所得结论。认为中国宋代以前绘画“未尝不极尚逼真”，这种画法“今欧人尤尚之”。他开出救治几百年沉疴的偏方，是以十五世纪以前的院体画为“正法”，“取欧画写形之精，以补吾国之短”。由此引出20世纪中国的美术变革思潮。

在这一时期前后，到国外学西洋画的广东人越来越多，其中包括李铁夫、冯钢百、梁銮、雷毓湘、陈抱一、赵雅庭、许敦谷、关良、谭华牧、梁鼎铭、胡根天、陈丘山、徐守义、梅雨天、容有机、李澄之、关金鳌、林风眠、余本、符罗飞、吴琬、司徒乔、李桦、胡善余、胡光弼、丁衍庸、任真汉等五六十人。

李铁夫油画《静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