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观结构上,他常以“两极并置”制造戏剧张力。如《闽西早春》(图七)厚重的地平线与流动的云气、坚硬的岩石与柔韧的草木、几何化的建筑与有机的自然形态形成对抗与调和。这种构图策略不仅是对现代性冲突的视觉隐喻,更暗含道家“阴阳相生”的宇宙观。画面中看似偶然的留白或色块切割,实则经过严密的数理推演,在感性与理性、秩序与混沌之间达成微妙的平衡。
《闽西早春》(图七)
《千年庄严》(图八)作品彻底解构了西方油画的剧场式空间。画面中并非线性透视的灭点延伸,而是通过“三远法”的复合运用,使观者的视线如握毛笔般在画面上提按顿挫:近观神像顶天立地、平视的罗汉、远视的飞檐被编织进同一个时空平面,形成类似《清明上河图》的“移动透视”。这种空间拓扑学不仅打破视网膜成像的生物学局限,更暗含《周易》“观物取象”的认知论——物象的位置关系不再由几何决定,而是随“观者之心”流动嬗变。当德国学者在研究中国艺术模件体系时,或许未曾料到这种思维会在油画领域催生出如此激烈的范式革命。
《千年庄严》(图八)
四、物质的修行:油画媒介与东方时间性的共生实验
范迪安先生的艺术实践,本质上是一场以油画为载体的文化谈判。他既未陷入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简单模仿,也未退守至符号化的“东方奇观”生产,而是通过形式语言的创造性转化,将中国美学的核心命题——如“气韵生动”“境生象外”——植入当代艺术的言说系统。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撕裂中,他的作品证明:文化身份的建构不必以牺牲形式创新为代价,传统的“活化”恰恰需要与异质文化进行深度对话。
在《长城颂》(图九)、《黄河乾坤湾》(图十)等作品中,范迪安先生将油画媒介的物理特性推向极限。他刻意保留颜料干燥过程中的痕迹,使画布成为记录时间运动的“视觉沙漏”④;用松节油冲刷形成的薄层,模仿青瓷釉面“千峰翠色”的窑变效果;甚至引入宣纸拓印技术,让油彩与纤维的博弈产生碑帖拓片般的沧桑感。这种对材料物质性的深度挖掘,既颠覆了西方油画追求永恒完美的“凝固神话”,又将中国艺术“包浆”概念中的时间哲学转化为视觉在场——每一道纹理都是庄周梦蝶的物化见证,每一层透明色都是陶渊明“托体同山阿”的物质隐喻。
《长城颂》(图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