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忠利 | 万物静观皆自得——在探索中走自己的艺术之路

中国传统绘画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命哲理和艺术思想，《周易》中谈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象征着宇宙万物的生生不息与勃勃生机。北宋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进一步阐述了人与万物皆为天地所生的道德理想与人生境界，折射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广阔胸襟与社会责任，同时也表达出古代画家“观万物生意”“与万物一体”的审美旨趣与艺术精神。笔墨当随时代，“笔墨”所代表的中国画创作既脱离不开中国传统哲学与传统文化的根基，同时亦不能失去艺术创新的生机。因此，20世纪以来中国画的现代转向始终围绕着传统艺术的传承、中西文化的碰撞以及时代风貌的变革渐进式发展，这其中不仅包括绘画技法、艺术风格、表现题材的变化，更蕴含着美学意趣与人文情怀的历史变迁。

可以说，中国画创作对人文情怀的观照，是我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创作思想。无论以人物画吟咏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而赓续文脉，抑或以花鸟画抒发审美情感、书写时代精神,皆在彰显民族精神、反映现实生活、关注民生、关爱自然、尊重生命，并以中国画笔墨造型、形式语言的继承和创新为导向，努力探索中国画的发展之路。

一

长期以来，对中国画之历史人物画创作和研究，占据了我绘画创作的大部分时间，也一直是我非常热衷的题材之一。历史人物画创作不同于其他题材的绘画创作，其人物表达和塑造必须根基于严谨科学的史实性，不能有违背历史的图式出现，这就决定了历史人物的创作离不开其存在的历史环境，更无法游离于重大历史事件之外。通过笔墨纸张对人物特定历史时刻的神态以及肢体语言的精准表现，突出反映主题性历史人物对推动人类文明及民族革命运动等所做出的丰功伟绩或杰出贡献，人物笔墨的精神性价值远大于形体结构本身的存在价值，笔墨既不能图解历史，也不能概念化，更不能意识形态化。同时紧紧围绕绘画动人以情思的不变宗旨，在以史为鉴的基础上使人物精神得到升华，这较纯粹笔墨技法更为重要。

历史人物画的历史真实性构成历史人物画赖以存在的基石和最具灵魂性的品格，它不仅体现在服饰、道具等构成的历史语境中物件本身的真实，更体现在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在艺术表现上，人物的社会关系及历史性贡献等不容被忽视或篡改。一些能体现人物性格、历史功绩等细节的内容也需要与时代同步、与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吻合。历史人物画一旦丧失历史真实性，非但无法还原历史本来面目、输出正确的精神价值观、激发后人奋勇前行，反而会遭人厌恶甚至反感。历史人物的国画创作，是在尊重历史真实前提下的艺术表现，更多的是特定艺术语境下人物个性化特征的瞬间定格，绝不是终其一生的真实写照。尽管这个历史人物瞬间的定格存在艺术的虚构和假想，但由于人物诞生于历史的真实存在，同历史性事件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或主宰了事件的发生，因此人物与历史环境紧密融汇是必然而客观的，人物神情与动作语态等迸发出的心灵震撼力恰恰构成了人物画核心的艺术表现力。

田忠利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纸本设色300×400厘米

我曾以辛亥革命为题材创作的巨幅国画人物作品《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立意采取丰碑式为主体的绘画构图形式，突出强调人物个性形象的肖像性塑造，以高度概括而又具有宏观性的历史事件为主体塑造的背景，使历史人物从宏大历史叙事中走向观众。画面背景结构采用“超时空”的表现方式，不拘泥于一时一地的具体事件的陈述，而集虚实相生、空间分割、散点透视等多种笔墨绘画语言和技法于一体，囊括了辛亥革命时期所发生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投入革命洪流的历史人物，一幅以孙中山为主体的辛亥革命鸿篇巨制图画史跃然纸上。

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大环境及其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至关重要。深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国民主革命的曲折性、复杂性、悲壮性触目惊心，同时也能清晰地认识到革命先驱孙中山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辩证地认识和理解历史局限性问题，以具体的历史性与真实的历史感带入孙中山人物形象的塑造，深度洞察并创新人物绘画的表现新图式，有效规避绘画语言落入表面化、概念化、大众化。从史学宏观的维度挖掘人物的历史价值，以史学的视角去构筑绘画立意新思维，以此触探人物性格特征及伟人建业的不凡人生。同时，通过具体而细微的塑造，既表现孙中山作为思想家的睿智与深沉，又极力彰显他作为革命家的魂魄、胸襟与气度。为此，对孙中山不同时期的历史照片中那些显著而细微的个性化形象特征概括融合，特别注意眼神、嘴角、面部神气等的微妙表征，“凭虚构象”，塑造出融汇“天下为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为主旨的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驱——孙中山的艺术形象。单纯、整体、概括的形体结构造型，适度夸张的人物比例关系，凝重概括的大黑色块中山装艺术化处理，庄重、肃穆、威严的孙中山形象呼之欲出，犹如一座巍峨的历史丰碑。

田忠利啊！家园纸本设色170×200厘米

相对而言，《落后就要挨打》的表现主题则较为抽象、理性，我借助于“象征”的艺术表现手法，将主题转换为强烈、感性的图象化语言。通过感性的意象化图像暗示、隐喻来象征某种超越感性的意义，通过感性形象内涵的深层解读，将孕育于深层感知中的无限意蕴，外化于表层的有限表达之中。鉴于此，《落后就要挨打》采取“三联画”的整体构成形式，以象征性结构弥补叙事性绘画视觉语言的局限，又强化、扩展了象征性意象寓意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三联画并置，为产生对比强烈、个性鲜明的形式美感，使原本各自独立的内容，经观者的解读与联想而产生互动，并在互动中产生互为因果的多义性内涵。历史真实揭示了弱肉强食的世界秩序，体现“落后就要挨打”的严酷历史逻辑。建立在公共认知基础上的确切而恰当的公共性象征符号和形象语言，构成了绘画语言能否被准确传播和解读的关键。左联以象征闭关锁国的封建大门形象构成主体，大门被艺术化地虚化处理，并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叠印、幻化出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图景。而狞厉的石狮形象则象征封建皇权的统治。右联择取澳门博物馆陈列的巨大铁锚，寓意铁锚抛到哪里，哪里就是侵略者领地的强盗逻辑。在形式语言上又与石狮遥相呼应。中联“站木笼”的悲壮形象则有意强化铁链的沉重、冰冷，而风烟的凄厉与激荡意象的艺术处理，突出被囚者的从容与傲岸，营造悲歌一曲从天落的气势。“站木笼”这个富有象征意蕴的形象设计，使整幅画注入了鲜活的艺术生命，深化了苦难、落后与挨打的主题创作思想，大大提升了艺术表达的格调，构成画作灵魂所在和视觉中心。既是苦难中国的真实历史写照，同时也启发、刺激了联想思维的产生，达到“义生文外，秘响傍通”的艺术佳境，铸就更深层次、更为深远的文化记忆。站在慷慨赴死的志士面前，让人不禁想起“我以我血荐轩辕”“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些体现中华民族文化价值观的诗句和经典名言。这样的文化价值观影响深广，培养出不屈的民族性格、民族气节、民族之魂，铸就了民族的铮铮铁骨和脊梁。这幅画左、中、右三联组合联动，相互衬托、相互映照，动静有致、人物互补，形成缜密的历史因果关系链，深度揭示“落后就要挨打”的主题思想。

田忠利晚钟纸本设色180×97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