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古为新——田忠利关于篆刻艺术创作如何继承和创新的思考

田忠利 莫等闲（附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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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法是篆刻艺术创作的基础。古文字是篆刻成为一门独特艺术的根本要素。历来篆刻家都极为重视古文字方面的学习和研究，将古文字“印化”作为篆刻创作实践的基本遵循。

秦、汉印风格截然不同，主要原因在于字法不同。秦玺以大篆入印。大篆还没有形成相对中轴对称、外廓方正的字形，且呈现繁简大小不一、倾侧跌宕之势。大篆字形多变的形态，自然造就了秦玺印古拙飞动、奇正相生的风格。汉印则以方形缪篆入印，形成了平整浑厚的印式。古人在篆刻创作过程中，非常注重选择与印式风格相统一的字体，讲究同一方印中字法的一致性。在这一点上，印章自秦汉以降，及至明清流派印，大致都如此，并以此为篆刻字法的基本要求。但是，明人朱简却有不同见解。他在《印品·发凡》中说：“印字古无定体，文随代迁，字唯便用。”近现代以来，篆刻家们也会经常打破陈规，在一方印中，根据章法需要，穿插使用不同时期的字体，追求陌生化和趣味化效果，使印面别开生面，姿态横生。

印面文字在结构上有时为了服从于章法构成的需要，在对古文字字形字义的理解与把握基础上，要敢于“创古人未尝刻之字”。在这方面，白石老人无疑为我们做出了典范。白石老人篆刻艺术风格鲜明，作品中跳荡着强烈的创新意识。如《白石》一印，印中的字法，也并非秦篆汉隶，而是将实用的楷书用“移花接木”手段进行“印化”改造，使印面顿生白石老人刀笔下特有的“村气”和“野气”。“白”字似楷非篆，首部一“撇”即将白石二字分割开来，同时又采取搭接手法，将二字联系起来，使印面布局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一“撇”还打破了印中“白石”二字横平竖直的笔画和印边易成的平整呆板局面，造成强烈的视觉对比，充溢着奇趣盎然的势态之美。这也充分体现了白石老人在篆刻艺术方面“不知有汉”“胆敢独造”的创新胆魄。当然，我并不提倡在创作中每一方印都要沿用此法，而是遇到特殊字句，在章法需要的情形下，剑走偏锋取其险，字法的设计创意又恰到好处，可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篆刻一般在字法设计使用上，讲求古文字起源流变，有出处，有依据。这就需要篆刻家有扎实的小学基础，遵守“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的原则。文字结构若处理不当，会犯“戒杜撰”的规矩，让人贻笑大方。

在当代众多探索性的篆刻艺术创作中，经常会有注重文字图形化表达的作品，夺人眼目。在这方面，开掘古代不同民族创造的丰富的篆刻艺术资源，确能发现许多可资借鉴的文字形式。例如，新出土的西夏印及辽印，其印文不同于汉字。与汉印相比，如果我们从识读转向单纯的视觉审美体验，西夏印及辽印则呈现出现代抽象图式化的视觉效果，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审美样式。这为今天的篆刻创作，尤其是在私用印创作上，探索篆刻形式语言的创新，带来新的启示。

我国古代神话中有“仓颉造字”的传说。汉字在演变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历史阶段独特的形态美。东汉许慎在《周礼》基础上，将汉字造字法归纳总结为“六书”，依次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使汉字的形成具有了丰富的内涵和意蕴。古人最早在创造象形文字时，以天上的星宿、地上的山川脉络、鸟兽虫鱼的痕迹、草木器具的形状为对象，描摹绘写，如日、月、鸟、马、水、草等等。因此，汉字造型呈现着宇宙生命的万千意象，蕴含着天地造化的神秀灵气。

中国的汉字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陈寅恪曾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如“武”字，楚庄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武”实际内含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以武止武”、追求和平的理念。如“天”字，《说文解字》说：“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体现宇宙的永恒无穷。“天”在造型上，有“人”在其中，形象地说明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古人在造字上赋予文化内涵和思想观念，追求“形而上”的“道”，对篆刻艺术家用刀笔刻写人文精神、传达审美情趣、深化作品形式语言创新和意境创造，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田忠利 不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