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辉 | 抗战主题美术创作何以代代接力

地道战（油画1951年）罗工柳作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此次展览还让观众看到了国画、油画、漫画、宣传画等丰富的作品种类，在那个画材匮乏、环境恶劣的烽火岁月，艺术家们是如何创作出这些现代美术名作的？展览作品徐悲鸿的国画《会师东京》，以“狮”谐音“师”，以怒吼的群狮象征中国和反法西斯同盟，他们会师于东京寓意抗战必胜。此作构思于1942年的桂林，1943年，画家在重庆遭敌机偷袭之际于防空洞里的煤油灯下完成，这敌机轰炸下的创作亦见证了艺术家的信念与预见。唐一禾的油画《七七号角》（1940）用写实语言结合象征手法，表现了一群奔赴抗战前线的青年学生。而司徒乔抱病创作的油画《放下你的鞭子》（1940），记录了当时中国著名演员金山和王莹在马来西亚为侨胞义演的情景，体现了爱国华侨的抗战热情。高剑父用《难童》《白骨犹深国难悲》等抗战国画，来确立他“以血肉长城的复国勇士为对象”的“现代画”观念。应当说，抗战唤醒了美术家对艺术社会学的深刻体认，他们不再沉湎于小画室“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理念，而是奔赴前线、走向民众，把画笔刻刀作为献身抗战的“号角”和“武器”，在表现人民这个艺术大画室之中去开启现代美术的新篇章。

抗战史诗的英烈雕刻

抗战胜利并不意味着抗战主题美术创作的停止。一方面，抗战胜利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抗击外敌入侵的完全胜利，抗战的恢宏画卷以及抗战中涌现出的无数可歌可泣的英烈不断激发美术家的创作激情，抗战历史成为中国现代美术最富有民族精神的题材富矿；另一方面，人民战争思想、党在领导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也需要通过艺术再现凝固为国家历史记忆。

与抗战时期急绘而就式的美术创作所体现的现场性、召唤性不同，和平年代的抗战主题美术创作更着力体现艺术创作的史诗特征，更强化对无数英勇献身、坚韧不拔的英烈形象的雕刻塑造。此次在中国美术馆中央圆厅正中陈列的雕塑《人民英雄纪念碑——抗日游击战》，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浮雕之一。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镶嵌了10块浮雕，用10个历史瞬间的主题创作高度浓缩了自1840年以来，中华儿女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奋斗历程。《抗日游击战》就是这一恢宏史诗的厚重篇章之一。浮雕通过青纱帐这个典型环境，刻画了抗日游击战士挖地道、埋地雷、奋勇向前的战斗场面。这块由辛莽绘制草图、张松鹤创作的浮雕，借鉴了中国传统雕塑的某些元素，在有限空间还加入了青松、高粱等细节，使浮雕成为现代写实与传统意象相统一的典范。作品表现出的史诗性就像纪念碑本身传达的意义那样，石块的质感、厚重的体量、冲锋的造型与苍劲的线条，把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铭刻在国家历史记忆之中。

显然，抗战历史的再现不是现场细节的记录，而是艺术真实的再度创造，它需要艺术的反复打磨，也体现了构思的精巧与主题的提炼。1938年到达延安并进入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学习的罗工柳，未久即参加了“鲁艺木刻工作团”开赴晋东南根据地。他采用民间年画形式创作的《实现政治民主》《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等作品，是其时广大民众需求的审美思想武器。作为一位经历过抗战烽火的画家，他于1951年创作的第一幅油画《地道战》即成为抗战美术最经典的作品之一。该作曾数易其稿，人物原型来自冀中游击队员的写生，甚至画面中观察敌情的瞭望孔的位置与大小，都曾接受过当年民兵的建议。《地道战》画作的成功在于对即将发生的富有战术意义的地道战情节及瞬间的设计，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实主义油画创作的审美追求，生动地诠释了艺术真实经历了怎样的再创造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