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小同：在“破坏”中寻找新的可能性

当代水墨的路径启示

杜小同的实践，为思考当代水墨的困境与出路提供了重要案例。当代性并非仅指题材的更新(如画高铁、工地)，更在于是否在精神观念、空间感知和时间体验上，创造出新的“观看方式”。他扎根于水墨材料与文化系统，却大胆拆解传统程式，以空间秩序的构建为核心，融入对时间的深刻体悟，最终指向一种超越物象的精神性表达。这条路徑，既保持了文化主体性，又实现了语言的现代转换。

杜小同的创作历程，是一个不断自我审视、剥离、重构的艰难过程。从早期的人物、海景，到近年的石头、兰草，其变化并非形式上的追逐，而是内心需求与认知深化的自然流露。他通过破坏惯性、建立理性、深化对材料时间性的把握，最终让水墨这一古老媒介，在当代语境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构建起一种既承接东方智慧，又直面现代精神课题的“空间秩序”。这不仅是杜小同个人的艺术突破，也为当代水墨的发展提示了一条值得深思的路径。

文化主体性与当代转换

杜小同的艺术实践，为思考中国当代水墨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有价值的个案。他既没有简单地套用西方现代艺术的模式，也没有固守传统水墨的成规，而是从水墨的本体语言出发，进行创造性的转换。这种探索体现了强烈的文化主体意识。

他的创作始终保持着对“精神性”的追求，形式探索不是他的目标，艺术创作的本质是艺术家“与世界处理关系的方式”。这种立场使他的作品超越了形式主义的局限，进入到更深层的文化思考领域。他的水墨艺术，既是个体精神世界的表达，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下如何延续与创新的回应。

在全球化语境下，杜小同的艺术实践提示我们：当代水墨的创新，不能停留在表面形式的更新，而应该深入到语言本体和精神内涵的层面。只有在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同时，保持对当代生活的敏锐感知，水墨艺术才能真正实现其现代性构建。杜小同的探索，为这一目标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路径。他的艺术成就，不仅体现在个人风格的建立，更在于为当代水墨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可能性空间。

将杜小同的艺术置于新时期水墨发展的脉络中考察，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其创新意义。1980年代的新文人画试图将古典笔墨与现代情绪结合;1990年代的实验水墨更多地借鉴西方抽象艺术的方法论;2008年后的水墨创作则强调对当代生活的描绘。这些探索各具价值，但都未能完全解决水墨语言的现代转换问题。

杜小同的突破在于，他选择了一条“向内开放”的路径：不是向外借用现成的艺术模式，而是从水墨系统的内部结构出发，通过对其时空观念的重新激活，实现语言的当代转化。他的艺术既避免了日本物派、韩国单色画对极简形式的简单移植，也摆脱了直接继承传统山水图式的压力，而是在深入理解中国艺术精神的基础上，构建出具有当代特质的视觉语言。

叠石之五237cm×124cm水墨宣纸2023年

逆行的“笨拙”生命生生不息的缘起

杜小同笔下人物的“笨拙感”，是其艺术中最具精神性的部分。在一个崇尚技巧、追求流畅的时代，他主动选择“木讷”与“生涩”，这是一种自觉的“去技术化”；在一个崇尚效率、追求流畅的时代，这种“笨拙”是对“技术完美主义”的公开挑衅。它让我们看到，过度追求笔墨的“帅”与“熟”，反而会扼杀艺术最珍贵的“生”与“真”。这种“反熟练”，是对水墨系统中过度强调笔墨趣味的一种反动，更是对当代人精神处境的隐喻——那种无所适从的疏离感，那种在庞大自然与复杂社会面前的渺小与孤独。他的人物从不彼此呼应，而是各自独立存在，这种孤寂状态，恰恰是现代人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杜小同艺术的重要突破恰逢疫情期间。这个特殊的历史情境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深度。孤独、隔离的生活体验使他对“空茫”有了更真切的体会，生死焦虑转化为对日常生活的深刻凝视。他的作品中的那种淡然、克制、反复的品质，恰恰与这个时代的集体心理产生了深层次的共鸣。

然而，杜小同并没有走向悲观的宣泄或虚无的沉溺，而是将深刻的生命体验转化为克制的艺术语言。这种转换使他的作品超越了个体情感的局限，获得了更为普遍的人文价值。他的艺术实践表明，水墨的当代性不仅在于形式的更新，更在于能否用这种传统媒介表达当代人的精神体验。

正如陪伴他十多年藏獒的去世，又机缘巧合下在安葬之地重获小狗，是生命的奇迹!也是生命生生不息的缘起！

域 228cm x 552cm 水墨宣纸 2019年

沙丘 120cm x 145cm 水墨宣纸 20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