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寿田 | 碑帖之变与当代帖学的独立

从乾嘉到晚清以迄民初近二百年间，碑学一直占据书史主流，帖学则叨陪末座，成为书史边缘化的存在。对书史而言，这构成一个巨大的反讽，而由官僚文人集团领导发起的一个旨在颠覆文人书法价值系统的书法民间化运动与思潮，则对文人书法而言，更是意味着一种前所未见的自我揶揄与批判。由此，书法史演变为思想史、观念史，而其内在理路竟是围绕笔法展开的。也正是从清代碑学开始，由帖学道统建构起的完整意义的书法史被撕裂、不存在了。

从阮元、包世臣到康有为对碑学的逐层深化，推崇，改变了书法史的基本格局和观念预设，帖学道统倾圮之余，帖学所寄寓的文人理想也瓦解破灭了。碑学的民间趣味开始占据正统。这潜隐着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从笔法立场而言，从晚明发端的对赵、董尤其是董其昌的质疑批判，虽然由于清朝入继大统而中断，但遗民傅山对赵董帖学的批判在清初即激发起对赵董帖学的逆反而启导产生尚碑意识。乾隆时期金农对王羲之书法的批判与同时代书家对汉碑、魏碑的推崇表明尚碑意识在不少书家的观念中已开始萌动了；二、碑学发展到中后期，思想观念意识在不断加强。阮元、包世臣尤其是康有为对碑学的推崇已潜隐着以复古为解放及近代进化论与艺术民本激进变革观念。所以熊秉明阐释清代碑学时写道：“碑派书家在实践上，引篆隶入楷，把日常的字体扭曲，古拙化，把生命提到高一层次的紧张、凝聚的状态。在作古文字的临摹、篆刻，再使用，再塑造的时候，他似能够感到一种复杂的心理振奋，好像回到远古创造书契的时代，回到民族文化的始形成的时代，那些鸟虫书、龙虎书、九曲印玺、铜隐金错发生的时代。在奋臂挥扫式把拳奏刀的时候，他们可以温习到祖先用文字给世界以秩序、以法则、以意义的奋斗。这是一种存在的肯定，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书法具有一种超纯美的魔力，具有煽动性和震聋起聩的鞭策作用，在当时是一种曲折隐晦的反抗的怒号！”（《中国书法理论体系》）。

清代碑学从观念与笔法两个层面对近现代书法史上的影响与改变是巨大的。它表现在对王羲之为代表的帖学接受产生的抗拒并对文人书法精神价值发生怀疑。无名民间书法则渐次占据到书史主流地位，这即从思想观念到书法本体上预设了二元对立结构。帖学—碑学，民间—文人。这种观念对立，从清代乾嘉发其端倪，一直绵延为整个近现代乃至当代书法史的观念结构，而以碑学的民间化立场抑制帖学则构成极有影响力的整体化书法思潮，并在不同书史阶段与相应社会文化艺术思潮相整合，表现出激进的书法反传统主义姿态。康有为在碑学观念上对晋唐书法尤其是帖学传统的否定予书法文人传统以重击自不待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二十世纪末，内蕴并遵循崇奉碑学宗旨的民间书法思潮，挟裹着西化主体论与近现代艺术平民化意志，并不断高涨与冲击，更是将书法帖学传统置于窘境。这个时期，书法经典化传统受到质疑批判，笔法更是成为噤若寒蝉的问题，因为谁提笔法便会被视为复古保守，因而笔法是不能够公开倡导讨论的问题。取代笔法，视觉造型，变形夸张，陌生化，成为书法创作关注的中心。风潮所向，本土书法所一向推崇的气韵、神采、意境、格调、笔法成为边缘化的存在。在最具传统审美精神的书法中，人们却力图将书法的全部传统精神内涵加以置换，使它成为西化形式论和视觉造型的东西。在这方面碑学成为一个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