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寿田 | 碑帖之变与当代帖学的独立

康有为居京见士大夫者流连写尺牍都用碑书，而不谙帖法，大发感慨，认为帖学不能废弃。所以他在《广艺舟双楫》大力崇碑之余也不忘在书尾写了“行草”篇目，以示对帖学加以置顾，而表明自己是深谙帖学一道的。

因而，近现代以来的所谓碑帖融合，既因碑学为延缓自身危机之权宜之计而成，则对帖学而言实构成羁縻，而使帖学始终依附碑学之下无法自立。近现代帖学发展的艰滞困顿个中原因实缘于此。

由于近现代以来碑学对帖学的长期笼罩，以及碑帖融合作为二代书家的长效实践，造成碑帖融合观念的固化，以致有一种普遍性误解，认为碑帖不可分，这是近现代以至当代书法最大的观念误区。是时候打破这种碑帖融合的观念桎梏了。当代帖学要走向超越性发展，必须走向独立，必须打破碑帖融合观念。这可作具体分析。碑学对帖学的颠覆，导致笔法系统的紊乱，而由于彻底否定帖学，加之碑学家并未认识掌握魏碑笔法，因而碑学便未免流于形的摹拟而失之于板刻。这在陶濬宣、李瑞清、曾熙乃至赵之谦、张裕钊的魏碑创作中再清楚不过地表现出来。因而到后期，碑学家便不免对碑学笔法产生怀疑，而碑学的难乎为继的困境也使他们不得不重返帖学之路。从何绍基、赵之谦以至沈曾植、康有为、吴昌硕、于右任，他们的书法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帖学的支撑。而就碑草书而言，至沈曾植、于右任已臻极诣，无法再往前推进一步。质言之，就草书而言，魏碑与草书是天然对立的。草书是帖学内部发展的最高产物，与碑学无关。因而草书离碑学愈远愈好。这要厘清二种碑学传统与草书包括帖学的关系。我认为魏碑与草书包括帖学在笔法上是对立与互不通融的，从当代帖学发展趋势而言，二者要分，分得愈彻底愈好；另一种碑学传统，是上古篆籀笔法体系。篆籀笔法与草书包括帖学笔法相融通，并且书史上，篆籀笔法与草书一系包括帖学笔法是具有渊源承递关系的。王羲之的今草，由古质章草转换而来，内中所蕴含之隶法承递的即是篆籀笔法。唐代张旭狂草，更是将篆籀笔法与传统狂草结合，并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创了与晋人草书并峙的唐代狂草笔法体系，成为后世草书始终遵循的晋唐一体化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草书与篆籀笔法——上古碑学传统不可分，这也是当代书草创作所要充分关注重视的书史问题。

而就当代碑学而言，须从帖学对立立场反思自身，同时应走出对穷乡儿女造像无碑不奇的盲目推崇，充分认识到民间书法包括魏碑也有不同品次，也有雅俗之分、精工粗陋之别。民间碑刻的审美价值在于它非人工化的自然天趣，妙在书之天籁，但其中也并不排除有粗陋而失于法度的成分。因而对民间书法取法的正确立场，应是升华提取而不是盲目照搬模仿。当代碑学风潮中出现的雅俗不辨以及如碑学家孙伯翔所批评的“只能求意、不能作法”，皆使当代碑学创作陷入困境。反观书法史上的雅俗之辨，皆因雅对俗的超越升华而推动小传统向大传统转化。如隶书的庙堂化，草书从民间俗体到魏晋的正体化，成为文人书法审美自觉的标志。当代取法民间书法创作应从书史雅俗之辨，汲取反思创变之道。

在当代书法的整体帖学转向中，魏晋二王成为取法的核心，从而构成对当代以民间书法为鹄的的非经典倾向的流行书风的反拨，从而形成当代新帖学创作潮流，这无疑是当代书法的一次大的调整与转向，对当代书法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与意义。而就其帖学创作本身而言，也显示出当代帖学的独立与整体实力，尤其是中青年帖学家创作的深化与精进，表明当代帖学创作已进入一个复兴发展的重要转换期，其创作实绩是有目共睹的。但也有论者站在碑派立场，将当代二王风新帖学创作斥为“伪二王”。这无疑是有失客观公正的，同时也是缺乏历史意识的。对经典的传承到超越是书史的常态。传统与现实是共时性的。正是传统与历史决定我们的当前视野，因而传统具有历史与现实的二面，传统与现实的视野融合才会产生新的历史结构。当代新帖学相对传统帖学正是传统与现实视野融合的结果，它预示着当代帖学的独立和对近现代帖学的历史超越。当然作为新帖学思潮，它的未来发展始终取决于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对经典帖学的回溯式讨源，并超越反拨清代以来帖学，同时对赵董帖学加以清理；二是确立人格本体论的高迈历史意识与文化意识，进入传统文化内部，从文化立场推动帖学的历史深化，而这对当代中青年帖学创作而言无疑是具有挑战性的。

（文/姜寿田，来源：书法杂志）

书法家简介

姜寿田，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书法导报》副总编，河北美术学院教授，河南省书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曾获第三届青年理论家书谱奖、全国隶书学术研讨会二等奖、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提名奖、第三届中国兰亭奖理论奖三等奖。曾出任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评委、第八届全国书学研讨会评委、第二届全国草书论坛评委。

出版专著：《中国书法理论史》《中国书法史绎·本体卷》《当代国画流派地域风格史》《现代书法家批评》《现代画家批评》《学术与思想·书学论稿》，主编《中国书法批评史》《中国书法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