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的文化根性与当代转化——徐勇民谈“时代之光——李可染、李玉双父子艺术对话展”

1950年在《人民美术》（《美术》前身）撰文表达了他的文化态度：“中国美术发展的高潮，差不多都与外来文化的输入有关。”可染先生对前人的表现方式持有审慎的批判态度，在开阔眼界的同时也开启了笔墨表达的新空间。

李可染先生早年学习西画，分析他抗战时期的作品可见，他早年对黑白在画面结构中能产生的视觉冲击力量有着近乎直觉的把握，将其融入到自己执着的气质中，这自然与许多艺术家形成差异，并恰当地将其运用于时代与主题的表现中。我们虽无更多资料去了解他早年学艺和禀性的关系，但从他在运用宣传画表现手法的特征中，可以看到，在他表现抗战题材的作品中，人物倾斜与水平线的稳定与饱满形式的构图形成力的对比。创作年代的跨度，对笔墨的理解与表达逐渐实现了递进变化。这些都回应了不同时代对审美样式的视觉心理渴求。

纵观其一生阅历，我们既能感受到他禀赋中对浑厚华滋艺术风格追求的执着，也能领略其作品中时而流露的自在轻盈的抒情表达，这恰恰体现了中国文人抒发情志时借题材选择之意随心运用笔墨互为作用的智慧。

李可染《为祖国河山立传》（复制）38×45cm 1986年

李可染先生说“老在自己圈子里转，这是懦夫性格”。这里，还是以《蜀道难》为例，他并未遵循传统款式从右至左的款识格式，而是根据构图需要从左至右书写。款识右侧的局部与山体形成呼应，左侧的线性结构与整体山势协调统一。在咫尺千里的表现中，他以线条的勾勒将山形和路径交织组合，形成了黑白灰楔形的结构线。一幅中国山水画的笔墨通过写生获得了有独立欣赏价值且荡气回肠的转化。

李可染《人在万点梅花中》68×46cm纸本水墨1961年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更是将特定时代需要的视觉符号以自然形态具体化。他的色彩运用，也是基于对时代的理解而达到无以复加的呈现。利用宣纸特色，敷以浓墨重色，使山峦层次隐现生机，作品中强烈的团块感、叠加凝练了笔墨变化，形成了沉着爽利的厚重层次。其光影处理，展现出不输油画、版画的力度，弥合了传统中国画程式化笔墨在表现现实生活与景观一直存有的裂痕。李可染先生实现了老一辈艺术家对中国画表现力的时代期许与展望。将引导社会审美的责任感贯穿于身份角色与艺术表达之中。

李可染《革命圣地韶山》141.5×243.1cm纸本水墨（复制）197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