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的文化根性与当代转化——徐勇民谈“时代之光——李可染、李玉双父子艺术对话展”

“废画三千”——是可染先生对绘画品质近乎紧箍且颇具影响力的训诫。从创作角度看，无疑这是艺术家自我严苛要求。每位艺术家对自己的作品完成度都有认定的预想，这种百里挑一的积累也使中国绘画个人风格可以达到纯粹高度。但从研究角度而言，我们不妨转换思路：若能从他揉搓后弃之的作品中挑选若干加以分析，了解其自定目标中的意外效果，或许更具重新研究认识可染先生为人与画品的意义，重新品评不同心境下形成笔墨形态变化的审美价值。

从研究层面，我们更应关注他在创作过程中的犹豫乃至坚守。可以想象，这些“未完成”或“自我否定”的“废画”中，潜藏着许多我们未曾见识的视觉新奇，激发出对中国画笔墨丰富性与可能性更多视角的想象。研究视角的转换，或许能为中国画的审美疆域开辟新的认知路径。在绘画史流传中，难以见到创作的“粉本”以及未尽意的画作是常有的事。但从创作角度看，这也应是可窥见艺术家创作心理的缝隙。

从当代中国画的创作现状看。一方面，从“对景写生”到“对景创作”，李可染先生对笔墨挖掘形成雄浑深厚表现力的能量。以笔墨重构高远、平远和深远的意境，有一种无形的压迫感。令年轻一代艺术家感到“无路可走”，伴随着开眼看世界，近而催生了实验水墨的兴起与个性化表达的张扬，隐匿着对后学深耕创新之路的当代指向。另一方面，他的成就唤醒了更多艺术家对表达自我、超越自我的自省。这种双重影响，确立了李可染先生历史地位。

李可染《蜀道难》50×40.5cm纸本水墨1957年

从《蜀道难》的画面局部到整体，再到可染先生的艺术生涯，他的探索从未停歇。他将笔墨、光影和体量团块相互融合，自证了传统艺术表现方式在时代转换中应有的存在形式。在“打进去”与“打出来”之间找到了独特的平衡点。从个人书斋到社会生活空间，他的艺术实践证明，传统艺术的现代化转型并非对过去的否定，而是在深刻理解与不懈实践中实现创造性转化，才能形成有时代印记的经典。

李可染、李玉双《漓江胜景》68cm×45cm水墨宣纸1971年

李可染为李玉双示范后，李玉双加墨

此次父子联展提供了独特的比较研究视角。李可染先生以结构性笔墨创新树立了中国画发展的里程碑；李玉双先生则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找到结合点，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科学与艺术交融中值得研究的个案。前者以社会发展为舞台，后者借学术领域为背景各自一意孤行。此次展览不仅是对两位艺术家的致敬，更是对中国画发展路径的多维思考。

李玉双《桂林阳朔》98×197cm综合材料2018年

中国画如何既保持自身文化根性又实现笔墨的当代转化，李可染先生的艺术生涯提供了宝贵参照。他的苦学精神、笔墨革命与批判性继承与超越，夯实了中国画教育教学的构架，丰富了中国画的创作方法，丰富了中国绘画的艺术精神——在传统中寻找创新动力，在吸收融合中表达个性自由，探索承载时代的文化使命。我深切感到，这份闪烁“时代之光”的宝贵遗产，值得每一位艺术研究者与创作者发扬光大。

（文/徐勇民，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湖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来源：合美术馆u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