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王易罡 | 当代性艺术创作的根本在于表达个人的独立性

当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艺术领域也迎来破冰的萌动。年轻的王易罡背着画箱走进美术学院，却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矛盾之中——窗外是涌动的思想解放浪潮，画室里却仍延续着教学体系的严格规训。追寻自由表达的他意识到，艺术的道路不仅是技巧的磨练，更是一场关于自由与规训、个体与体系的持久对话。

此后的艺术生涯里，王易罡始终在限制中打破边界、在学习中寻找自我。从早期对立体主义的潜心研习，到九十年代在抽象表现中的自由实验；从波普拼贴中的文化思考，到彻底放弃画笔、以身体直接作画的决然转变——每一次突破都是以己之力对艺术本质的靠近。近年来，他选择回到最原始的冲动，用双脚在画布上奔跑，让身体的本能驱动形式的生成。在那些充满偶发与不确定的画面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种风格，更是一个艺术家用生命过程书写的自由宣言。

王易罡的艺术之路证明，真正的当代性不在于模仿西方或转换传统，而在于艺术家个人的独立性，即能否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形成独立的判断与真诚的表达。他的作品，既是个体生命在时代洪流中的独特印记，也为中国当代艺术走向自主与成熟提供了重要案例。近日，《库艺术》对艺术家王易罡进行了专访，以下为专访内容。

——编者按

在“反证”的挣扎中成长

库艺术：1980年代中期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当时您正在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就读。那时候，学院内外的艺术环境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和感受？

王易罡：我是1982年考上鲁迅美术学院的，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整个社会的氛围都在慢慢松动。我从八岁就开始学画画，一路从少年宫、画室学到中学。我读的中学有点像现在的附中，有音乐班和美术班，课程安排是三天文化课、三天专业课，专业课的时间甚至比文化课还多一点。从几何形体、石膏像，一路画到人物、半身像、全身像，基本上把大学的课程都提前学了一遍。

女模特

54×39cm

纸上油画

1984

说实话，中学那种训练让我特别痛苦。我不喜欢被框住，不喜欢所有人都画得一模一样，比谁画得更像照片。我既没那个耐心，心里也特别抗拒这种标准化的训练。

改革开放之后，各种艺术思潮一下子涌了进来，特别多元。我们才发现，原来艺术还可以这样玩，可以这么自由地表达自己。考大学之前，我已经接触到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这些西方现代艺术，觉得艺术就应该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我本来以为上了大学会更自由，结果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进了大学，教学方式还是苏联那一套，只是换了老师，标准一点没变。那种标准成了一种权威，划定了界限，也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大学感觉就像一条流水线，把每个人都压成标准零件，我特别不适应。所以，我开始自己主动去学习西方现代艺术，虽然学校并不接受这种方式。我觉得图书馆真是个好地方，那时候我经常泡在图书馆，看很多文学作品和美术史画册。

我系统地研究了塞尚、马蒂斯、毕加索这些人的生平和画法，然后试着用到自己的创作里。大二的时候，我读到一本伊顿讲色彩的小册子，虽然是黑白的，但对我影响特别深。我明白了色彩不是靠感觉，而是有逻辑和理性的。那四年，我在色彩上受伊顿影响，造型上则主要学立体主义。立体主义不只是一种风格，它更是一种现代的视觉态度和绘画精神。塞尚我也研究了很多，我觉得他对现代绘画的贡献是里程碑式的。

整个大学期间，我不断在学习、模仿大师的方法，但不是照搬。我把它叫做“仿写”——借用前人的语言和结构，但装进自己的内容和感受。一边学，一边改，加入自己的情感和语境，这样学起来才有意义。那四年，我基本上是在立体主义和一些综合材料的尝试中度过的。

五月星光

185×175cm

布面油画

1985

库艺术：在您学生时代，有没有哪些事件或时刻，对您后来的艺术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王易罡：二年级的时候，当时我一直学西方现代艺术，学校劝我退学。后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我还是留了下来。

到了毕业前，学院又说毕业创作必须画写实，不画写实就不让毕业。我没办法，只好拍了照片，对着照片画。画到一半，系主任来看，说：“他写实能力不是挺好吗？别让他画写实了，爱咋画咋画吧！”我的毕业创作就这么过关了。

1984年左右，我用立体主义风格画了一张建筑工地的作品，没想到前辈艺术家沈嘉蔚老师看到了，觉得不错。那年春节，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的消息下来，他就冒着大雪跑到系主任家要教室钥匙，然后和夫人王兰一起把我的画抬到省青年宫参选。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感动——我那时候没名气，只是个学生，他们两位已经是很有名的画家和老师，却亲自抬着我的画走那么远的路送过去。这事现在听起来像神话。

坐在窗前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