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力钧 | 通过荒诞化的视觉语言消解既定的崇高话语，直面生活的本质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艺术界，摆脱了80年代“文化寻根”与“历史反思”的宏大叙事，开始转向对个体生存状态的观照。这一转向植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颠覆性变革——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从经济模式到政治体制、从生活方式到社会形态均发生巨大的变化，文学批评家陈思和便将20世纪90年代界定为中国社会从“共名”时代向“无名”时代的过渡阶段。商业文化的兴起与社会分层的加剧，让原本主流的价值取向和规范不再完全适用，此前那种以群体力量积极构建文化共识的叙事逐渐淡化，个体困惑成为普遍的集体心理，艺术领域亦陷入价值混乱的失序状态。在此背景下，部分艺术家以极致化的个体情绪表达，解构宏大叙事，转而以具象化的个体符号重构人与社会、历史的对话。1992年，北京郊区一座由庙宇改建的博物馆中，方力钧与刘炜的联合展览首次将“玩世现实主义”带入公众视野，批评家栗宪庭为这批作品贴上的“泼皮”标签，既精准概括了作品中人物的精神状态，更成为解读转型期集体心理的切口。

光头符号：个体到集体的延伸

方力钧的玩世现实主义以“调侃”“戏谑”的姿态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崇高感与严肃感，成为反映社会转型期个体精神困境的艺术表达。他将这种集体情绪凝练为“光头”这一核心符号：无身份、无差异的光头形象既源于他读书时期为抗议“男生必须留短发”规定而剃发被记过的个人经历，更成为剥离了职业、身份等外在标签的集体面孔。这些形象以打哈欠、漠视等慵懒姿态，以泼皮式的态度、不反抗的姿态消解现实的沉重，实现隐性的叛逆。

方力钧，《2021》

在此基础上，“光头”符号的建构经历了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在1991至1992年的早期创作中，光头形象仍保留有具体的面部特征和场景暗示，指向社会个体的生存境遇。但随着创作推进，方力钧有意识地抽离人物的个性化特征，使“光头”成为一种泛化的群体符号—既可以映射市井阶层的生存状态，也可隐喻普通民众的集体境遇，甚至还能解读为对主流话语体系中“理想人格”的解构。这种多义性与模糊性使之获得了广泛的阐释可能，最终凝练为承载着时代精神困境的群体性符号。

方力钧，《系列一（之五）》

除了单个光头形象，重复化的人物构图是方力钧符号载体的另一重要特征。在《系列二》等作品中，数十个光头形象以整齐或散乱的方式重复排列，形成强烈的视觉节奏。这种重复化的构图并非简单的形式叠加，而是对个体与集体关系的视觉化表达，使得个体的迷茫与无助以群体的形式呈现，从而上升为一种集体性的精神表达。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个体始终处于集体化的环境中，缺乏独立的身份认知；而在市场经济转型期，个体虽获得了一定的自由，但又面临着被市场同质化的风险。重复排列的光头形象既暗示了传统集体环境下对个体的消解——个体在集体中失去独特性，成为可复制的“零件”；又反映了市场经济下个体的生存状态——在追求个性的同时，又不自觉地陷入新的同质化困境。

水系列：生存语境与不确定性

方力钧，《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