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34年农历3月14日,当时我母亲庞朂正在开封艺术师范学校读毕业班。我庆幸自己在娘胎中聆听了谢瑞阶等名师的课。我母亲后来对我说:谢老师曾想介绍她去上海美专深造,但一年半之后,我妹妹出生,她就永远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因此我后来选择学习绘画专业,她是全力支持的。1953年后,我考上中央美术学院,我妹妹蒋采凡考上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后,我母亲向天津著名花鸟画家李昆朴先生学习数年。我的两个孩子都是我母亲带大的,他俩喜欢画画也得到了姥姥的鼓励和支持。这说起来,我家是三代人画画。我父亲是洛阳人,他名蒋东斗,考上天津南开大学后留校任教。1936年,他接我母亲和我到天津定居。我9岁时父亲去世,听我母亲说父亲的“科学救国”的思想很强烈。我的兄长蒋乃燮是天津市农药厂副总工程师,长侄蒋学马是天津市化学试剂厂的厂长兼党委书记。可以说我家是三代化学家。兄长和长侄在我后来研究中国画颜料方面是有帮助的。

1947年,蒋采苹与钢琴老师、同学合影
我上小学时,教音美的郝奈萝老师与我母亲一见如故,成为挚友。郝老师的两位妹妹和妹夫李文珍先生都是从事音美教学的,他们艺术家庭的氛围深深地感染了我。郝老师又介绍我向林萨斯基夫人(俄籍犹太人)学习钢琴。我毕业于耀华中学,正是李文珍先生和另一位王德华先生给我上美术课。他们二位都毕业于专业美术院校,因此我学到了学院派的素描与水彩,在二位老师指导下,我也参加了“抗美援朝”等的宣传工作,使我懂得了美术与社会的关系。由于对美术兴趣更大,放弃了报考音乐专业。
1953年,我报考中央美术学院被录取。不久我得知徐悲鸿院长逝世消息,我今生已无缘见到自己最崇敬的大画家了。10月初开学后,给我们头二年上素描课的是徐院长的得意门生韦启美和李斛先生。当时徐悲鸿纪念馆离美院不远,因此学生们可以经常到纪念馆观摹徐院长的素描和国画原作。20世纪50年代中期正是前苏联的契斯恰可夫的素描教学强势推广之时,但徐悲鸿线面结合的写生人物画和中国画创作却给了我们初学中国画的学子们更为重要的影响。
在5年学习期间,对我影响很大的老师有:
蒋兆和先生的《流民图》和北京底层人民在日伪铁蹄下的凄苦生活情态的画作中所表现出的大悲悯和画面的苍凉之美,不由人不动容。蒋先生在授课时强调的“骨法用笔”、“以形写神”、“中体西用”等是中国人物画的造型重要准则。
李可染先生在教学中重视学生的人格和学养的培养。他的著名语录:“要有诗人的感情,哲学家的头脑,科学家的毅力,杂技演员的技巧”,是我一生从艺的座右铭。
叶浅予先生作为中国画系主任,从宏观上思考教学的体系化。他按照传统“六法”来设置课程,并使其与现代教学理念相结合。他的教学理念是有前瞻性的:他将文人画与民间绘画(壁画、唐卡等)并重;水墨画与工笔重彩并举;又将人物、山水、花鸟同时推出。他提出“吞吐古今、涉猎中外”,让学生开阔眼界更宽泛地学习。他很重视学生个性的发挥,常说:“谁像我谁就不是我的学生;谁不像我谁才是我的学生。”

蒋采苹临(传)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28cm×77cm
1958年 绢本
刘凌沧先生指导学生临摹古典文人工笔重彩画的经典作品《韩熙载夜宴图》等,不但让我学到了传统的技法与画材的应用,也让我认识到一千多年前的丹青之美和现实主义精神。
陆鸿年先生是壁画专家,他带我进入古代壁画的重彩世界。他还聘请当时壁画传人王定理先生协助授课。1957年中国画系接受文化部的任务,由陆先生带队,安排高年级两个班11名学生,赴山西永乐宫复制元代道教壁画。我当时是4年级,在4个月的临摹中,我不但学会了古典壁画的重彩方法,更被直接传承了唐宋壁画传统的元代壁画三请殿中所表现出的恢宏气势的美和绚丽色彩的美所倾倒。从此我与丹青结缘,色彩的中国画与我血肉相连。1957年陆先生还介绍我与溥雪斋先生学古琴。

1957年,永乐宫壁画修复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