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子勇 | 空间、价值、认同：昆仑文化与国家文化公园的时空耦合及文化共生

第二，共同彰显互通精神与交流融合。昆仑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精神的象征，其所在西域与河西走廊的地理空间是中华文明向外联通、向内融合的历史通道。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使昆仑从神话走向现实，使西域成为东西文明交汇之地。唐代敦煌壁画中的西域乐舞、胡商形象以及长安出土的波斯银币、粟特墓志，均体现了当时“胡汉杂处、商使交属”的繁荣景象。大运河将“互通精神”转为南北轴向的内部融合。自隋代开永济渠、通济渠实现“南粮北运”至宋代漕运推动商业兴盛，《清明上河图》再现汴京漕运之盛；明代漕运制度完善，催生《河防一览》等水利著述。运河不仅是经济动脉，而且是文化走廊：北方儒学南传与江南文教结合，形成扬州学派等融合性思想；南方戏曲、园林艺术北上，促进京津市民文化发展。明代杭州刻书经运河畅销全国，清代扬州盐商资助的戏曲融合昆曲、徽调催生京剧。这种南北互动体现了昆仑与大运河共同承载的“和而不同、互通共荣”的文明发展逻辑。

第三，共同蕴含多元融合与文化认同智慧。西域作为多民族迁徙、贸易等的交通要道，形成独特的“多元包容、和合共生”传统。《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三十六国的不同风俗；唐代敦煌藏经洞文献包含吐蕃、回鹘、粟特、于阗等多文字写本。昆仑神话中的西王母形象从《穆天子传》《山海经》到道教体系的演变，折射出多元的交融与再造。大运河通过持续的人口流动与商贸往来，将“多元融合”的智慧植入东部社会。沿运城镇形成“五方杂处”格局，催生丰富的文化融合实践：漕帮信仰同时供奉妈祖、金龙四大王及关羽，形成跨族群的祭祀传统；杭州、扬州等地饮食文化也展现出西北技法与江南工艺的交融。大运河承载的多元融合实践与昆仑文化蕴含的“和而不同”智慧一脉相承，二者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与多样多元的深层智慧。

（三）民族认同：昆仑区域与运河廊道的共同体建构

昆仑山脉地处西域，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贸易通道与文化前沿，与贯通南北的大运河长期互动共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在物资流通层面，昆仑区域是玉石、马匹等资源东输的源头，大运河是其向中原及江南扩散的关键通道。汉代至唐代，和田玉料沿“玉石之路”运至长安、洛阳后，经运河转运至扬州、苏州加工，跨区域物资流动在不同族群间形成互利共生的经济纽带。在文化融合层面，昆仑区域是佛教、伊斯兰教东传的枢纽，文化要素借运河融入中原。佛教经丝绸之路传入后，隋唐时期沿大运河传至江南，洛阳白马寺造像艺术影响扬州大明寺，鉴真在此融汇西域律宗与江南禅学。元明清时期，回族民众沿运河从事商贸运输，形成“以儒释伊”的思想融合，北京牛街礼拜寺等建筑融合中西元素，见证文化交织。新时代，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延续共同体建构逻辑，沿线多民族共同参与生态修复、古镇保护等活动，践行“共同保护、传承、发展”理念，昆仑文化与大运河的互通共享内涵跨越时空对话，为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持续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