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子勇 | 空间、价值、认同：昆仑文化与国家文化公园的时空耦合及文化共生

第三，天人合一的共同智慧。昆仑文化构筑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文化原型。汉代《河图括地象》记载：“昆仑之墟，下洞含右……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古代星图中多将昆仑与紫微垣等天区对应，形成“天形昆仑”的天地同构观念，衍生对自然的深层敬畏与和谐共生实践。《尚书·禹贡》载“黑水河西惟雍州……厥贡惟球琳琅玕”，表明昆仑美玉在先秦时期已成为沟通天人的礼器与贡品。汉代以来，国家祭祀体系中多将“河源”与“昆仑”并列为祭祀对象，《汉书·郊祀志》所载的祭祀礼仪，是“敬畏自然、崇拜源头”生态伦理的制度化体现。黄河治理是“天人合一”智慧的动态实践典范。历代的治黄不仅是一项技术工程，而且是一套调和“人之力”与“天之数”的哲学体系。西汉贾让在《治河三策》中提出“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不与水争咫尺之地”的顶层设计思想，是顺应自然规律的鲜明体现。历代王朝通过制度化的“河祭”，将技术实践提升至伦理高度。秦统一六国后，于今陕西大荔县境内之黄河岸边确立固定祭祀地点，并兴建“河水祠”。汉承秦制，《史记》载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天下平定，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三国曹魏承汉制以国家礼制祭祀黄河，构建起规范化的祭祀秩序。隋开皇十四年（594年）闰十月，文帝下诏强化河渎祠的管理规制。唐代《开元礼》载有祭西渎大河的祭文：“唯神上通云汉，光启图书，分导九枝，旁润千里，素秋戒序，用率典常”；唐玄宗时期，开创了遣使特祭的先例。元明清三朝延续对五岳四渎的尊崇，康熙帝曾为河渎庙御书“砥柱河津”、为西海神庙御书“源远流长”。“治”与“祭”的结合诠释了在利用自然的同时保持敬畏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从昆仑的宇宙观原型到黄河治祭并重的千年实践，“天人合一”的智慧构成一条连贯的精神与实践脉络，深刻塑造了中华文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范式。

（三）民族认同：昆仑符号与黄河载体的共同体建构

昆仑山作为万山之宗、江河之源，是各民族共同崇奉的精神原点；黄河自西向东贯穿中国腹地，孕育多元一体文明生态，二者共同奠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精神基础。

第一，共同信仰的纽带作用。昆仑山与黄河在中华民族认同中共同构筑“神圣同源”的信仰体系，是凝聚多民族精神认同的重要基石。昆仑崇拜本质上是“天崇拜”的体现。这一信仰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一脉相承：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将圣山宝木巴视为“宇宙中心”，这一意象与昆仑神话高度同构。北魏政权“立五岳四渎庙乾桑干水之阴”，其郊祀礼仪融合了北方民族的天神崇拜与中原山河祭祀传统。清代乾隆帝为多民族共尊的藏传佛教圣地塔尔寺御赐“梵教法幢”匾额，该寺恰位于昆仑东脉与河湟文化区交汇之地，均体现了各民族对天地秩序与宇宙本源的共同敬畏。“河出昆仑”是这一信仰体系的核心地理认知，基于此，各民族形成“同饮黄河水、同溯昆仑源”的集体意识：藏族尊巴颜喀拉山为神山，其水流为圣泉。藏文古籍《西藏王统记》记载吐蕃赞普迎请尼泊尔工匠于“雪域圣水之源”建寺，其蕴含的水源神圣观念与河源崇拜相通。羌族古歌《羌戈大战》将河湟谷地记述为先民迁徙与生存的族源空间。回族在黄河滋养的宁夏平原建立家园，清代《宁夏府志》中多有引黄灌溉形成“回汉共利”的渠务记载。这些实践构成持续的共享精神场域，将昆仑与黄河信仰从观念转化为具身的集体记忆，不仅是维系民族情感、强化中华文化认同的深刻见证，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