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张晓凌先生则从跨文化互鉴的宏大视野来审视我的艺术。他在《究天机微妙察万物奥理》一文中,将我的绘画置于一个深远的历史坐标中考察。他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谈到文化复兴与跨文化互鉴,达·芬奇、康有为和我,会不约而同地“返回”宋代?
张晓凌先生的分析让我深受启发。他认为,达·芬奇的“返回”源于他对东方启蒙的迷恋——这位文艺复兴巨匠在《圣安妮与圣子》的背景中采用了类似宋代山水画的风景图像,或许从中体悟到了“澄怀味象”的本义。康有为的“返回”则是基于他的社会革命理想,试图以“宋元正宗论”构建与西方对话的现代话语谱系。而我作为当代艺术家的“返回”,则要复杂得多。

达·芬奇《圣安妮与圣子》
张晓凌先生敏锐地指出:“作为一位对时代极为敏感的艺术家,曹俊比其他人更为直接地感受到了图像对山水的颠覆性威胁——传统山水固有的宇宙观、伦理观及美学趣味,正在图像的暴力下退化为简单的视觉形式,而当代山水画界却对此浑然不觉。这种情形,迫使曹俊重温历史上那些多次出现的对付文化危机的方法:返回传统,以古老智慧的激活而重构抵抗时流的策略。因而,曹俊的‘返回’宋元,完全可以被理解为对山水图像化趋势的反思与批判。”这番解读让我意识到,我多年来的探索或许不仅仅是个人趣味的表达,更承载着一种时代的文化使命。


曹俊《春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