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座各位都是我的前辈和老师,尤其是潘老师。刚才我在台下也和潘老师交流,我说我特别想学她笔下那种松弛、自由的状态,但一直学不来,真的有种临渊羡鱼的感觉。
潘老师刚才提到的“直接”,我觉得是创作者身上非常可贵的特质,这一点在敦煌艺术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格外纯粹直白。《坛经》里有句话:“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轮刀上阵。”意思就是真正明心见性的人,当下即悟、落笔即定,提笔就画、随心而动,这就是最本真的见性状态。反观我的作品,目前还达不到真正的见性,依旧处在不断学习、摸索的阶段。对我而言,画画更像是一场持续的对话,我以学生、当代创作者的身份,与古人、与敦煌、与千年艺术历史隔空对话。
我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作品创作思路,我的画面基本都是双层结构。底层我常常绘制敦煌藻井等经典元素,包括我从洞窟里收集风化的沙子,用这些天然的沙子去重塑、堆叠出佛像的轮廓;上层的画面,是我对佛内心形象的一个理解和外化。
另外,刚才周博老师的分享,我也有很深的感触。他讲到从南北朝开始,东方独有的线条、气韵一路传承发展,不断影响、滋养敦煌艺术,一直延续到唐代。细看唐代的敦煌壁画能发现,古人早已完美解决了写生造型的问题。我一直在思考,唐代造型艺术为何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准?后来我发现,这源于一场跨越文明的艺术相遇。一方面,是东方本土的线条、气韵美学一路向西,深耕敦煌;另一方面,唐代包容开放,大量胡僧、西域工匠、外来艺术团队来到中原与敦煌。大家熟知唐代吴道子,“吴带当风”,极致诠释了东方线条的飘逸灵动、气韵传神。而与他同期的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艺术家——尉迟乙僧,他与父亲尉迟跋质那,是隋唐著名的西域于阗画师,最早将西域凹凸晕染、屈铁盘丝技法带入中原,史称“大小尉迟”。当西域画师与东方匠人在敦煌相遇、交融碰撞,两种美学便慢慢融合共生。这种融合在北魏时期还尚不明显,到了北周、隋唐时期愈发成熟,最终成就了敦煌艺术鼎盛的样貌。
我们如今总在探讨中西结合、古今融合,其实千年前的唐人早已做到了极致。究其根本,是因为盛唐有着极致包容、开放接纳的时代气象。我觉得我们当下的艺术创作,恰恰需要回望盛唐,学习这种开阔的格局与包容的心态,不囿于偏见、不局限视野,以开放的姿态接纳多元艺术,才能让创作拥有更广阔的格局与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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