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畔同心，各拓丹青境——郭怡孮与邵昌弟在半生岁月间互映风华

邵昌弟和同学们到天安门华表前留影

被师生称作“邵老”的她，留校任教时仅有22岁。她凭借踏实钻研、孜孜以求、独立思考的学术品格，赢得了全院师生的尊重。实际上，在校学习期间，邵昌弟就展现出高超的艺术领悟力与创作才能。

郭蕴淇（郭怡孮、邵昌弟之女）：她接触专业绘画起步比较晚，只完成过两张素描习作，旁观他人作画后，便前去报考艺术学院，并且顺利考上。邵昌弟无论修习工笔还是写意，功底都十分扎实到位，当时授课老师对她的评价也很高。旁人看着她作画得心应手，其实内里功夫并不轻松。我也曾学画、作画，深知很难达到她的水准，她的勾、染、描笔墨，或是写意创作，都能精准吸收老师传授的艺术精髓，只是于她自身而言，过程显得格外轻松。

1960年，国家决定将中国画按照人物、花鸟、山水分科教学。刚刚开启教学生涯的邵昌弟，被安排进入郭怡孮所在的班级脱产进修，二人成为同桌，一同度过了一段课业紧张、收获丰厚的学年。

郭怡孮：她在我们班级进修时，实际起到了半个助教的作用。后来她担任俞致贞先生的助教，我们一众同学都十分羡慕。她无论写意、工笔，还是人物创作，专业水平都高出同期同学一大截，我也是从那时起对她心生好感。

从相识到相知，从仰慕到爱慕，对艺术共同的热爱与理想，让两个年轻人走到一起。他们不仅是学习伙伴，更是彼此生活的支撑、情感的依靠。对郭怡孮而言，校园生活充实幸福，却也伴随着艰苦岁月。“三年自然灾害”几乎贯穿他的整个大学时期，他曾用“两个饥饿”概括这段求学时光。

郭怡孮：第一个是知识的饥饿。1960年，陈毅同志在广州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整个知识界、文化界掀起求知热潮，彼时校内师生都怀揣着迫切求索知识的心情。这份精神层面的匮乏，却得到了充分填补，当时诸位先生倾尽全力授课。尤其是1960年分科教学推行之后，山水、花鸟领域的老一辈教师，都想将毕生技艺悉数传授给后辈。长久以来，山水、花鸟学科不受重视，老师们迫切希望培养出该领域的传承人，他们教学的热忱与辛劳，我们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内心十分感动。我们一心想要接续被忽视许久的花鸟画、山水画文脉，在诸位先生的教导下，汲取到了极为丰厚的艺术养分。

第二个是生活上的饥饿。当时物资匮乏、营养不足，大家普遍吃不饱，不少师生都出现身体浮肿的状况，长期大量作画又加剧了身体消耗。邵老师留校之后，校方安排她负责管理浮肿学生，她自身同样身患浮肿。学校将浮肿学生集中照料，每人每日增加一两黄豆的补给，即便如此，大家依旧拼尽全力作画。邵老师还组织同学们完成课内作业，额外增设习作练习。如今回想，彼时人人营养不良，却都为钻研艺术拼尽了全力。

郭怡孮、邵昌弟和恩师俞致贞夫妇合影

1962年大学毕业，郭怡孮进入北京市第一百零七中学担任美术教师，邵昌弟则继续留任北京艺术学院。在郭怡孮执教中学的十七年间，时代历经特殊动荡，二人相守相伴，留下诸多温暖的回忆。

郭怡孮：这十七年，是我人生中最青春的一段时光。在校期间，我组织美术组、宣传组、壁报组、广播组、文艺宣传队的一众同学相伴成长。前后算下来，一届十个班级，每班五十名学生，我一共带教十五届，中间有两年参与“四清”工作，总计七千五百名学生听过我四十课时以上的美术课程。能培育这么多学子，我内心十分骄傲。特殊时期，我始终带着学生坚持研习书画，这批学生后续考取美术高校的比例，远高于校内其他班级，不少人顺利进入各类高等院校深造。这段岁月没有被虚度，回想起来，我十分欣慰。

1967年，郭怡孮与邵昌弟登记结婚；1969年，女儿郭蕴淇降生。动荡岁月里，二人彼此陪伴、扶持、鼓励，安稳的家庭让郭怡孮能够安心投入教学工作。郭怡孮从未中断绘画，即便客观条件艰苦，他总能找到途径坚守热爱的绘画事业。

郭怡孮、邵昌弟1967年的结婚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