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 | 《淳化阁帖》《大观帖》中王羲之书法真伪辨析

现存传世王羲之墨迹以《淳化阁帖》《大观帖》等宋代及后世编纂的丛帖收录最为集中，此类汇刻丛帖在保存与传播王羲之书法作品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受历代递藏翻刻过程中的文本层累、摹刻失真，以及后世伪作掺入等多重因素影响，丛帖所收王羲之书迹品质良莠不齐，真伪作品错杂相陈，这一状况为后世相关研究与鉴赏工作造成了显著障碍。有鉴于此，对丛帖著录的王羲之书迹开展更为审慎深入的真伪辨析与文献考订，厘清作品源流、辨明真伪属性，是当前书法史研究领域一项关键且必要之工作，其核心目标在于实事求是去伪存真，为后续相关研究奠定可靠的文献基础。

王羲之作品的真伪问题始终是书法史研究的核心焦点，历代学者为此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细致考证。自宋代以降，刻帖逐渐成为王羲之书法流传与保存的重要途径。其中，《淳化阁帖》作为中国书法史上首部官修大型丛帖，在中国书法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其中第六、七、八卷专事摹刻王羲之书迹，总计收录王羲之作品一百七十帖，集中呈现了王氏书法的风貌。然而，由于主持编刻的王著本人鉴识能力有限，导致帖中真迹与伪作混杂，编次也出现错乱，为后世的研究与辨伪增添了复杂性。

在对《淳化阁帖》的真伪问题进行考辨的学者中，人数众多，成果颇丰。苏轼是最早公开批评《淳化阁帖》的学者。他指出《阁帖》“真伪相杂至多”，如将张说送贾至的文章误归入王羲之部，将“不具，释智永白”的帖文也归入逸少部，认为“此最疏谬”。他还指出《阁帖》中“真伪相半”，开启了后世辨伪的先声。米芾在元祐三年（1088）所作《跋秘阁法帖》中提出尖锐批评：《阁帖》“其间一手伪帖太半”，批评王著弃优取劣，将王戎、谢安、陆云等精彩晋帖“委而弗录”，独取郗愔两行入帖。比米芾稍晚一点的黄伯思（1079—1118）是将《阁帖》辨伪作为一门系统学问来研究的第一人。大观二年（1108）撰成《法帖刊误》，自称“凡论真伪，皆有据依，使锺、王复生，不易此评”。他精于小学，博闻强识，曾在“备员秘馆”亲见《淳化阁帖》祖本，对帖中的讹字、避讳、子母体、伪作等进行了系统考辨。其子在其基础上广录金石、艺文之作二百余篇，编纂成《东观余论》，成为法帖考证的经典著作。明代学者王肯堂（1549—1613）在《郁冈斋笔麈》中明确指出：“然皆王著临书，非从真迹响拓双钩者。”这是对王著以临摹代替响拓这一作伪手法的直接揭露。

清代学者考古辨伪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王澍（1668—1743）著有《淳化秘阁法帖考正》，这是清代最具系统性的《阁帖》考证专著。该书“综前人之说，博据群书，辨标目，列真伪，别序次，详考释文，校勘书法异同”，至今仍是研究《阁帖》的重要参考书。他还指出《阁帖》行间出现大字“子母体”，露出“僧气”，将这种风格特征归咎于王著。翁方纲（1733—1818）对《大观帖》卷六进行了极为详尽的考证，涉及文字释读、笔势笔法探究、碑帖真伪考证、与《淳化阁帖》及各家藏本的比对分析等。其校刊本《淳化阁帖》（以肃府本为蓝本）在学术界影响深远。

当代学者对《淳化阁帖》等进行考证辨伪的可谓众多，【1】启功先生与曹大民先生在该领域的辨伪研究具有真知灼见，为后续研究者奠定了坚实的考证基础。下文将就二者的核心研究贡献与研究思路展开简要梳理与分析。

【1】参见水赉佑2009年编纂《淳化阁帖集释》一书；仲威、沈传凤《古墨新研——淳化阁帖纵横谈》；马子云《谈校故宫藏宋拓〈淳化〉〈绛帖〉〈大观〉三帖》；李润恒《淳化阁帖传世宋本辨》；何碧琪《淳化阁帖史话》党永辉《〈淳化阁帖〉祖本面目的文献学考察》；宫大中、宫万瑜《北宋汴京双帖：〈淳化阁帖〉与〈大观帖〉》，对两部丛帖进行综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