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凌 | 一个人的现代水墨之路——品读杜大恺的水墨作品

长于读史，喜欢理论思考的杜大恺一直认为，晚明以来，以艺术史图像为创作蓝本画风的过盛，是导致晚清中国画衰颓的主要原因。因而，从当代生活的敏感中为中国画提供新视觉经验，恰恰是对艺术史负责任的表现；再譬如，在“中西融合”这个课题上，杜大恺也表现出少有的通达，既强调西画训练对扩张中国画表现力的功用，又认为在精神层面上，“自己是很中国的”。近代以来，中国画从“天下”意识移位于“世界”背景之后，“中西融合”“亦中亦西”不仅仅是艺术家的创作方式，更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历史宿命。面对这个历史前提，杜大恺开始漫长的思考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即超越这个宿命的唯一方式是，以当代生活中的生命感受和视觉经验为起点，在保持中国画审美韵味的同时，吸收西画乃至设计的表现手段，创造出中国画的新形态。有了这些思想方面的成果，杜大恺坦然而轻松地完成了对水墨画与中国画概念之争的超越。在中国画坛，这对概念之争始终纠缠不清。激进一派，多强调水墨的材料属性，否定其文化含义和特有的表达方式；稳健一派与之针锋相对，排斥水墨在当代形式实验中所产生的新的可能。杜大恺一直不太在意这类论争，在他的创作中，笔墨对当代视觉经验的表达并未影响其特有的语言韵味，而且后者有效地让当代图像平添了几分古典诗意，将其从平凡甚至卑琐中提升至抒情层面。在这种机智而独特的创作实践面前，上述概念论争就有些饶舌且乏味了。

杜大恺牛102cm×240cm纸本设色2019年

读杜大恺的画，强烈感受之一，就是他对当代生活中的各类物象非常迷恋。其原因在于，这些物象既是他获取新视觉经验的来源，也是他机智的文化策略——从现实物象、题材中所得到的新视觉经验，将有力地带动笔墨、语言的革新，从而完成中国画新形态的构建。因而，敏感于当代生活各类题材，是杜大恺艺术的逻辑起点。弄懂这一点，我们才会理解杜大恺对当代生活题材放纵式地捕获——摩天楼、广告牌、转播塔、渔村、路灯、铁丝网、高速路、标志牌、围墙、厂房等等，一股脑地进入了画面。这些在传统中国画中看起来卑微、边缘的物象堂皇地取代了主流题材的地位。更为有趣的是，即便是传统山水题材，在杜大恺的新图像中，也被剥夺了神圣的外衣，只能作为新视觉经验的元素而存在，从而失去了被表达的主体地位。杜大恺并未刻意将这种变化夸大为一种革命，而是温文尔雅地在实验中完成这一切。

杜大恺花卉93cm×63cm纸本设色2016年

多年积累后，杜大恺已在不动声色中成为当代视觉经验大家，其数千张毫无重复的作品图像，骄傲地展示出令人惊叹的新视觉敏感及丰富性。在这方面，我们可略举一例。创作于2006年的《忆昔青海路上》与2007年的《难忘青海》两幅小品，虽描绘对象一致，但无论观物视角，还是表现方式都截然不同。前者以动态平视的视角呈现出意象状态下的风景，而后者则以静态半俯视的视角呈现出速写化的景观；前者以线条的暗示性塑造空间，辅以渲染的彩墨以呈现空间的丰富性，而后者则以平面性积染塑造空间，辅以短线而丰富空间的层次；虽然，两幅画都以线面结合的方式营造画面，但却根据表达心境的不同而采用灵活的手段，使得画面呈现出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的视觉经验。

杜大恺水萝卜97cm×66cm纸本设色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