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生智巧，器物载乡愁——观潘鲁生“民间美术中的虎”

不同的领域“虎”形象有著不同的变化，顺应不同的场景和特殊的含义，“虎”时而威严，时而可爱，时而夸张，时而顽皮，如民间剪纸中的虎大都是调皮活泼、灵活生动的，表现吉祥、与人亲近；在木版画中，虎的形象则偏向于凶猛、威武，表示其震慑四方的威严与不可侵犯，而在服饰等更为实用的日用品中，比如以虎为形象的虎头帽、虎头鞋、虎肚兜、虎枕头等儿童用品，又是集功能性、审美性和文化性于一体的，直接服务于生活。例如兰陵县南桥镇石埠村的虎头帽，在设计上就非常有趣，在头顶上开个大小适中的圆孔，当地老百姓称之为“开窍”，寓意孩子思维敏捷、聪明伶俐，并且由于小孩子爱跑爱跳容易出汗，出汗后立即脱帽怕著凉，所以“开窍”的虎头帽在功能上还起著散热的作用。

尽管这些“虎”形象都被以不同的形式与载体呈现出来，但它们的造型都洋溢著积极昂扬的主旋律。这离不开民间艺人富有创意的生活智慧和哲学思辨，以及被民间艺人外化成物质形态的精神寄托。可以说，民间美术的造型形式是精神主导下的产物，任何载体的外在形式不外乎形、色、质的组合重构，这些物化因素之外的精神追求，才是“虎”形象的最高表现形式。民间美术中的虎，并不是指具体的哪一种属科的生物，而是超越虎形象的超然物外的意识再造形象。还是以虎头帽为例，对老虎的造型进行创造性的添加，比如：把鲤鱼、石榴、莲花、寿桃、瓜果、蜻蜓、喜鹊、公鸡等随意添加到老虎身上，根本不受客观物象的拘束，可见老百姓对“虎”形象的运用非常灵活。而虎的形象也就成为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吉祥符号聚宝盆”。

民间美术是普通老百姓、民间艺人世世代代创造出来的，带有强烈的原生态和泥土性。张道一先生说“民间艺术是一种母性艺术，是民族文化的根”。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深刻，它指向一种不断孕育出新艺术的可能性，这正是民间美术的魅力。可以说，这种来自民间美术的“孕育”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当代艺术家立足本土文化语境，融合现代艺术表现手法，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正是来自“民间美术”这位母亲的遗传。更确切地说，所谓的“当代艺术”我们仍然可以理解为“民间美术”，只不过是一种“笔墨当随时代”的民间美术。

我们在“到民间去——潘鲁生民艺展”上看到，作为一位当代艺术家，潘鲁生对“虎”形象的创新使其与时代相呼应，焕发新的活力，以更加丰富的面貌和崭新的意义呈现给大众。纤维手绣作品《福虎镇宅》，是对民间吉祥瑞虎意象图式的当代转译性表现。整幅作品汲取了剪纸、版画、刺绣等民间艺术造型特征，通过拼贴透迭手法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装饰意境。从画面构成角度看，作品的图-底关系十分清晰明确。仔细观察，可见画面底层为蓝底墨色版印牡丹花造型，吉祥富贵花色打底，奠定了整幅作品吉祥如意的表现基调。画面上层图像为剪纸虎造型，下山虎姿态隐没于荆棘丛中，机敏灵巧，造型生动。源自于毕加索立体派艺术的拼贴手法使用，诸类民间艺术造型意象在画面中得以重构，形成了一种融洽和谐的共生关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张夫也说，“我们要学习传统、坚持传统，但我们毕竟是新时代的人，做出来的东西应该是新时代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要拿出来一看还是宋朝的，还是元朝的”。

乡土记忆：从个体美术表达到民间文艺群像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从基层看上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性不仅结构化了社会组织运作模式，也深刻影响了传统中国的文化价值理念。根植于乡土社会的传统民间工艺，无疑是这种文化乡土性的重要表征，其所内在的造物法度、文化观念与审美意识，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生生不息的物态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