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新｜济南民国往事：十年饮冰，难凉热血

这些年，我时常在济南的商埠区溜达。这里和古城不同，没有《老残游记》中描述的“家家泉水户户垂杨”，也没有大明湖和趵突泉这样的名胜，却相当完整的保留了济南一个片区百年前的风貌。老建筑比比皆是，老字号随处可见，当年的银行、领事馆、电影院虽已变了用途，但置身其中，依然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特殊的气息，感受到岁月的变迁、历史的沧桑。

有一天，我路过经四纬六，想起这里曾经住过的一个人。她是名门之后，却有着极其坎坷的命运；她不是济南人，却在济南度过坎坷半生。我想，曾经，在这里生活时，她或许也会去不远处的中山公园晨练；会去附近的菜市场买菜；会去旁边的省立医院看病，很少有人看见这个瘦弱的老太太，会能想到，她有着无比显赫的家庭背景，但也正因于此，才给她在最风华正茂时带来了厄运。

她叫梁思宁，是梁启超最小的女儿。从济南解放开始，一直到2006年，她都在济南生活。

一

梁启超先生有九个儿女，被称为“一门三院士，满庭皆才俊”，尽管他们都没有出生在济南，但对于济南这座城市来说，应该向梁任公和他的儿女们深深鞠个躬。

梁启超至少来过两次济南。第一次是在他五十岁时。1922年7月5日，大明湖遐园的山东省立图书馆有一场“山东历史博物展览会”，由山东省教育厅主办。那次展览会非常热闹，展出了由各县公署、县劝学所、省立图书馆、省立各中学、师范及各文物收藏家提供的各种物品。分类有历史、古物，还有民俗、工商等等，甚至还有各种农产品，蔚为大观。

梁启超是和陶行知与蔡元培等一同出席的开幕典礼，他专门做了一次《教育与政治》的长篇演讲，今天听起来依然振聋发聩：“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

他还举了两个很有意味的例子：“我曾听见某小学校某级有一回选举班长，那班里头十五六岁以上的很不少，结果他们举出个九岁小孩子来，闹得那小孩子不知所措，在那里哭。又听见某大学有一回选举足球队长，开票的结果，当选的乃是一位跛脚学生。这等事看着像是年轻人一时淘气，没有多大罪过，其实是中旧社会的毒中得太历害了。他们把极郑重的事当作玩意儿，还加上一种尖酸刻薄的心理表现，和民国二年选举总统时有人投小阿凤的票正是一样。这种把正经事不当一回事的劣根性，正是我们不会做现代团体生活的最大病原。这种腐败空气侵入学校里来，往下简直无办法。”

那一次，梁启超还去了灵岩寺。今天的灵岩寺里，还保留着他当年题字的石碑，碑文共有二十九个字，即“题灵岩千佛殿宋罗汉造像海内第一名塑民国十一年七月新会梁启超”。

灵岩寺的罗汉造像被称为“海内第一名塑”，始于梁启超的这般盛赞。

就在这一年，梁启超正式出版了《墨经校释》，这本他耗费二十年精力的专著，却被济南一名“门卫”挑出了不少毛病。

那是在第七期的《哲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读梁任公墨经校释》，指出书中许多观点“任意删改荡弃旧法，籍其（梁启超）盛名，唱和成风，颇足为古书危……”。这篇文章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反响，梁启超本人也深感作者的出手不凡，后来在其专著《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讲到墨子部分时，赞誉此文道：“即使不是绝后，也是空前。”

然而，作者是谁，梁启超也不知道。文章署名为栾调甫，但栾调甫发出的信函里没有介绍任何个人信息。梁启超四处打听，仔细探访，才听说栾调甫应该在齐鲁大学任教，于是，1925年，他专程来济南，到齐鲁大学拜访栾调甫，却发现校方竟不知其人，又几经查询，才知道栾调甫此时不过是在中文系代课，曾兼管过校大门职事，是一个门卫的角色。但梁启超和其相见恨晚，畅谈数日，并高度评价栾调甫，“今世治先秦学者多矣，既能入，又能出，所见惟有如公者！”

梁启超离开济南后，齐鲁大学即聘任栾调甫先生为国学系教授，年薪960元，彻底不用再看大门了。那时栾调甫35岁，尽管只上过五年学，却成为研究墨子的一代名家。

梁启超和齐鲁大学的缘分不止于此，新中国即将成立时，他的三女儿梁思懿从美国归来，任齐鲁大学女部主任、山东白求恩医学院教师、山东省妇女联合会主席，1955年2月调往北京。

和梁启超相比，他的长子梁思成和济南则有着更深的缘分。

二

梁启超在济南做演讲时，时任济南《山东日报》《商务日报》编辑的王献唐不光在现场聆听，还编写了新闻。十三年后，王献唐作为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接待了从北平过来的梁思成。

1935年，梁思成作为曲阜孔庙修缮和养护工程的首席顾问，前往曲阜孔庙勘察，途径济南时，到大明湖南岸遐园的山东省立图书馆查找资料。当时，山东省立图书馆在王献唐的主持下，刚刚建成了奎虚楼，并成为全国收藏文物典籍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那是梁思成第二次来济南，上一次，还是在1931年，来吊唁飞机在济南失事的徐志摩。